試論近代西北回族的社會歷史發(fā)展——基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視角

 趙國軍

　　摘 要: 回族作為我國少數(shù)民族之一，多居于西北地區(qū)。近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與發(fā)展，西北地區(qū)的西北回族，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以前所未有的各種形式被動或主動的參與到了近代西北社會的發(fā)展，是西北回族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意識得到了發(fā)展和提升。

　　關鍵詞: 近代; 西北回族; 社會歷史發(fā)展; 民族認同; 國家認同

　　以1840 年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中國社會進入近代社會［1］。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中，面對清末的封建皇權統(tǒng)治，社會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愈加艱難。雖然清朝末期的統(tǒng)治者力圖通過自我革新進行救贖，但已經無濟于事。西北地區(qū)由于自然地理等因素的疊加，人民生活更加苦難，反抗壓迫也更加猛烈，回族作為生活在西北的一個傳統(tǒng)的主要民族群體，面對的情形也同樣艱難。而在清末統(tǒng)治階級的視域中，用民族歧視的視角審視回族群體，從而制造民族隔閡和矛盾，最終引起西北回族社會反抗。但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tǒng)治者以后，整個中國社會乃至西北社會，都進入了社會大變革和社會整合的歷史洪流中。回族人民特別是西北回族因此也獲得了一定的自我恢復的社會環(huán)境和時間，并以各種方式出現(xiàn)在西北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西北回族為自身的發(fā)展和乃至國家的統(tǒng)一、獨立和民族尊嚴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近代西北回族的社會歷史發(fā)展中，西北回族的民族認同意識和國家認同意識都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而又有特點。既有對于其民族共同體的維護及所具有的自我民族認同意識［2］，又有著在近代中國社會不同的歷史發(fā)展階段，西北回族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了其堅定而強烈的國家認同的意識。西北回族的民族認同意識與國家認同意識伴隨西北回族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整個過程。

　　一、清朝末期西北回族的社會歷史發(fā)展①

　　清朝前期的統(tǒng)治者相對開明，經過勵精圖治，出現(xiàn)了“康乾盛世”，當時國內社會興旺發(fā)達，國家主權獨立、完整，疆域遼闊并且相對安定統(tǒng)一，國家實力和勢力處于鼎盛時期。清朝后期以后，統(tǒng)治者采取了“重農抑商”“閉關鎖國”等政策，使清朝開始逐漸由盛轉衰。加之清朝專制的皇權體系中的皇帝及其皇族，以及各階層的官僚，都處在“天朝”唯我自大的意識之中，國家官僚體系腐敗。同時，作為維護國家政權和主權的主要力量的軍隊，也是處于落后的戰(zhàn)略思維之中，軍力不斷衰弱。到了1840 年以后的近代社會，清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發(fā)展等方面的腐朽統(tǒng)治，是社會面臨諸多困境，人民生活處境越來越困難，社會問題不斷出現(xiàn)，農民起義不斷興起，此起彼伏，使清朝統(tǒng)治的根底不斷動搖。同時西方工業(yè)革命興起，工業(yè)技術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興盛和西方國家的強大。在清朝國勢和國力下降的過程中，西方列強的國力和軍事能力卻不斷強大。西方列強在他們的發(fā)展中，把大清帝國作為侵略和掠奪的目標。最早對中國侵略的國家是葡萄牙、西班牙，接著是荷蘭英國等。其實，英國為了拓展海外市場，于清乾隆五十八年( 1793 年) ，就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派馬格爾尼勛爵率領使團到中國; 后來又于嘉慶二十一年( 1816 年) ，派阿美士德到中國。英國的這兩次派使節(jié)來中國，都是為了謀求開埠通商等事宜，結果遭到清政府拒絕。隨后英國以各種方式加強向中國進行鴉片貿易，并加武力輔助侵擾中國。同時期，北方的沙皇俄國也加緊在北方侵掠我國領土。西方列強對虛弱的大清帝國的蠶食亦不可避免，道光二十年( 1840年) ，英國為了維護鴉片貿易，而發(fā)動了侵華的戰(zhàn)爭，史稱鴉片戰(zhàn)爭。英國政府通過武力侵略，打開了清朝政府多年“閉關鎖國”的國門，并于1842 年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隨后，美、法等各國列強紛紛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標志著清政府走向喪權辱國的那段屈辱歷史。同時，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標志著中國社會結構和性質發(fā)生了變化，使中國人被動的開始面向世界、了解世界，也同時預示著中國人民開始了反對腐朽的封建皇權統(tǒng)治、謀求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獨立自主的百年斗爭史的開始。

　　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政府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為了維護其統(tǒng)治，在與外部列強簽訂了一批不平等條約，盡量滿足列強的各種侵略要求。同時又加緊對內向人民的盤剝，地處偏遠的西北地區(qū)也不能例外。據(jù)《清實錄》記載: “此時京餉及各處餉銀，均賴山、陜兩省接濟。”②陜西協(xié)餉加重，正稅不夠供給，于是“苛捐雜稅相繼繁興”［3］，左宗棠也曾認為: “甘肅之軍不能為民，反以擾民; 甘肅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為亂。”［4］清末近代西北民眾負擔加重，生活困苦，西北回族自不能例外，而且還在政治法律等方面，經受更大的社會排擠，“清律上有若干條文，對回教人之犯罪者，特別加重處罪。”［5］《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記述: “從1762 年起，清帝頒發(fā)了歧視他們的嚴厲的法律，使得回族人在一些情況下所受處罰比同類案件中的漢族人要重得多”［6］?？傊?，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清末的近代西北回族生活受到多方面的壓迫，最終導致陜西回民起義、寧夏回民起義、河州回民起義、西寧回民起義、肅州回民起義、新疆回民起義等西北回民的反抗斗爭。近代西北回族的這些起義斗爭，是西北回族為了民族生存而為，在其中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民族認同的各種特征。

　　我國西北地區(qū)，在古代就孕育了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遺產，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fā)源地。清代后期，西北地區(qū)主要就是現(xiàn)在的陜、甘、寧、青、新五省地域為主體，包括一些其他地區(qū)。西北地區(qū)地理地形主要是高原、高山、河流、戈壁、沙漠和盆地為主的地貌特征，地形相對復雜。清朝建立以來，實行移民西北的政策，對西北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影響，到了清后期，西北生態(tài)環(huán)境不斷惡化。而生活在西北各地的西北回族主要以農業(yè)為主，到清末的近代西北回族社會，也基本如此，清政府在鎮(zhèn)壓西北回民起義后，對待和處理回族“叛產”，僅在陜西“西、同兩府及鄴、乾兩州屬叛產約在萬頃以上”③，總計全省“叛產”土地當在2 萬頃以上［7］。“此項地畝與其招佃認墾，不如作為屯田，可以絕回之凱靚，兼可節(jié)省兵響，寓兵于農。”④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陜西巡撫在西安設立營田局，營田的主要對象是“叛產”，在寧夏“穆民房屋田產，則完全沒收……至于祖產，契約猶在，無法享有，祖先多年之經營，毀于一旦”［8］。道光八年( 1828 年) ，蔣湘南在《西征述》記有“寧夏水利、鹽池，壤沃人滿，遠近郊村林緬聯(lián)絡，不與江淮”⑤，在甘肅重要的農業(yè)區(qū)河西走廊和隴東、固原一帶居住著大批回族從事農業(yè)生產，在西寧北川營，回漢雜居，他們“筑高屋、莊田、水磨、斗車，種麥、豆、青稞”［9］，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 ，署理陜西巡撫畢沅在奏折中談到陜西回民情形時說: “西安回民大半耕種、畜牧暨貿易經營”［10］，在渭河兩岸及其支流地區(qū)，回族的村落星羅棋布［11］，由此可以看出，清朝中后期，西北回族主要以農業(yè)為主，在清末近代西北回族起義以后，西北回族生存下來的，也主要在各地以農業(yè)生產為主。同時清后期的西北回族依然從事在鹽、茶、皮毛貿易等商業(yè)，“甘省茶商，舊設東西兩柜。東柜之商，均籍山、陜，西柜則皆回民充商，而陜籍尤眾”⑥，《洮州廳志》記載: “土著以回人為多，無人不商，亦無人不農。”⑦《清實錄》中也有“回民多以買馬為生”⑧，曾參與鎮(zhèn)壓陜西回民起義的欽差大臣勝保也說，陜西回民“多系販馬出身，馬匹極其精壯，多至萬余”⑨。另外，清末近代回族還從事畜牧、屠宰、皮毛加工、手工業(yè)等行業(yè)，并有所發(fā)展。清末近代的西北回族在政治上雖然不如以前，但也有如馬福祿等清軍將領服務于朝廷者，在宗教方面經堂教育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和拓展，伊斯蘭教與回族的關系得到強化，文化意識方面，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各種思潮進入中國，革命意識不斷增強，一批回族知識分子也積極投身于清末的社會變革之中，比如留日的回族學生中，就有陜西回族，他們在日本創(chuàng)辦了《醒回篇》，呼吁回族人民覺醒，以國家利益為上，謀求回族發(fā)展。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和辛亥革命中就有回族和西北回族人民的參與，并為西北的革命成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清代回族依然分布遍及全國，但已形成西北居多的分布格局，這與歷史上回族的形成過程和發(fā)展有關，在清朝前期和中期基本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回族形成的特殊性和缺乏歷史文獻資料記載等原因，對于歷史上西北回族的具體情況，已經很難做比較確切的考查。因此，只能對回族和西北回族在歷史上的人口做大概的粗略估計。唐代李泌撿括出長安胡客有四千余人，安史之亂后留居在陜西沙苑的大食士兵約有幾百人，宋代涇陽也當有數(shù)百回回人。所以，“從中國人口發(fā)展的情況推算，唐、宋時期留居中國西北的回回先民，發(fā)展到元代，當有3 萬～ 5 萬人”［12］。加上元代東來的回回人，以及因安西王阿難答皈依伊斯蘭教，信之頗篤，其所率部眾15 萬人，信教者居其大半，應該說至少約有8 萬人左右。因此，元代西北回族人口約有15 萬～ 25 萬人左右［13］，“則至明嘉靖年間，西北回族人口也當在150 萬～ 200 萬人”［14］。到清朝時，西北回族人口依然沒有比較權威的數(shù)據(jù)，現(xiàn)在僅也還是學者根據(jù)各方記載和數(shù)據(jù)結合當時社會背景，加以推算而已⑩。直接參與鎮(zhèn)壓陜西回民起義的左宗棠也認為，戰(zhàn)前陜西回民人數(shù)約有七八十萬11。民國初年西安回民馬光啟先生在其所著《陜西回教概況》中說: “遂遍布全省，號稱百萬。”［15］馬長壽先生認為:“原在陜西省西安、同州、鳳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共二十個州縣，住有回民七、八十萬到一百萬。”王永亮先生認為，到回民起義前，“這一時期甘寧青的回族人口，至少應在200 萬左右”［16］，丁萬錄先生認為: “陜西八百坊回民在同治年間大起義前總人口當不下一百二十萬。”［17］馮增烈先生認為: “根據(jù)幾種史料的綜合推算，1862 年以前的陜西回族人口大體約有150 萬～ 200 萬人。”［18］等等說法，另外在民間和有關記載中也有對清朝陜西回族人口的“回三漢七”12的說法。對于甘肅的回民，有“民三回七”之說，在諸如《欽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中也多處描述了甘肅回族多于漢族。這可能與清時寧夏、青海屬甘肅的緣故。寧夏回族在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 ，署理陜西巡撫畢沅在奏折中稱: “寧夏至平涼千余里，盡系回莊”，及至近代，回族在寧夏的分布隨處可見。“據(jù)各種地方志和清官府文書記載，在雍正、乾隆年間，青?；刈寰鸵堰_12 萬左右。”13但在光緒年間，僅光緒年間，青海因各種原因死亡的回族約20 多萬人14。早期的新疆回族先民的形成與內地及西北回族相似，主要是早期到中國經商和元朝時征遷而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但這只占少數(shù)，清朝乾隆年間，以“屯墾邊疆”為名，將陜西甘肅回族集體遷往新疆，據(jù)當時戶口統(tǒng)計，甘肅一地遷居迪化( 今烏魯木齊) 的便有2 萬人以上，在大坂城居住的有500 戶，后來陜甘回民起義后，又有回族不斷進入新疆，約有數(shù)萬人。據(jù)新疆警務處“民國”三十三年統(tǒng)計， 1944 年新疆共有回族人口99607 人［19］，據(jù)倪超所著《新疆之水利》記載， 1949 年新疆僅有回族122500 人［20］。總體來看，清代是回族在各方面不斷發(fā)展的時期，回族通過自然繁衍和融合其他民族，人口數(shù)量有了一定的增長，并且形成了在全國廣泛分布的格局在西北地區(qū)的回族形成了以陜西關中平原為中心的集中分布區(qū)，自甘肅平涼及隴東地區(qū)到固原、同心、靈武，一直延伸到銀川以北的以隴東黃土高原和黃河灌區(qū)寧夏平原分布區(qū)，以河州、蘭州、天水、西寧等地為中心的分布區(qū)，沿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分布帶，以及在西北各地零星散布的回族村落。清朝后期特別是清同治年間的西北回民起義以后，隨著清政府對西北回民起義的鎮(zhèn)壓，以及對回族的分解、遷移等政策的實施，使近代以來西北回族的分布格局重新調整，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陜西關中平原除西安城中少數(shù)回族外，其他地方已基本無回族分布，甘肅河西地區(qū)回族分布也較少。甘、寧、青、新的回族分布也有在一定程度上有較大的調整和變化。同時，經過如此大的民族災難，西北回族的人口數(shù)量大幅銳減。即便經過近代百年的發(fā)展、恢復，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據(jù)1953 年進行的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統(tǒng)計結果顯示，西北地區(qū)的回族人口共有1530375 人，其中: 甘肅579445 人，寧夏503715 人，新疆134215 人，陜西54981 人，青海257959 人。通過對比看出，即便保守估計清代西北回民起義前的西北回族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回族人口也僅是勉強恢復到那時的水平，抑或是還沒有達到那時的規(guī)模。但是從近代一百余年的回族歷史來看，西北回族在經過大的災難后，面對了人口規(guī)模的劇減，經歷了背井離鄉(xiāng)的痛苦，面對新的———更加惡劣的自然和地理環(huán)境，通過民族自身的努力，在清朝覆滅后，借助于新的社會環(huán)境等因素，西北回族得到一定的發(fā)展，在近代西北社會乃至中國歷史的舞臺上發(fā)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這一時期的回族人口和規(guī)模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fā)展。

　　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西北的發(fā)展，西北回族社會也隨之發(fā)生了些許變化，但是近代西北回族社會，依然大多處于農業(yè)經濟之中。回族農業(yè)經濟與同居一地的漢族基本一樣，同時西北回族還兼及手工業(yè)和商業(yè)貿易等，如皮毛、茶葉貿易和制革技術、清真小吃及餐飲業(yè)都是西北回族在各地的傳統(tǒng)商業(yè)經濟。在近代社會發(fā)展中，隨著西北回族在災難后恢復的過程中，經濟社會的不斷恢復發(fā)展和穩(wěn)定，回族社會中也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工業(yè)經濟開始出現(xiàn)。西北回族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社會發(fā)展，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完成了重建家園、恢復社會經濟生活等，并逐漸走向參與社會、政治、軍事等領域。

　　雖然在清末西北回族大起義中，回族的分布格局和生活條件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但是西北回族在民族文化傳承方面，堅持家庭教育和社區(qū)教育結合，經堂教育依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伊斯蘭思潮在西北回族中傳播，出現(xiàn)了西北回族中特有的伊斯蘭教教派門宦。與此同時新式教育也在西北回族中興起，出現(xiàn)了一批學校，并創(chuàng)辦報刊進行民族宗教文化傳播; 以各種方式翻譯古蘭經，有多個版本問世等等。西北回族在繪畫、雕刻等藝術方面也成就明顯，此外還成立了一些致力于發(fā)展西北回族的文化教育和公益事業(yè)的社會團體。

　　二、“民國”時期西北回族的社會歷史發(fā)展

　　辛亥革命過程中，陜西是西北最早響應武昌起義的，而且回族人士馬玉貴等人就積極參與其中，其后甘肅、寧夏、新疆等地響應，回族人物如甘肅的馬福祥、寧夏的馬四虎、新疆的馬萬榮、馬凌霄等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辛亥革命勝利后，“中華民國”建立后，西北諸馬先后擔任“中華民國”統(tǒng)治西北地方的重要行政和軍事職務，如馬占鰲家族，自馬占鰲在回民起義后被招安后，一直忠于朝廷，并且參加過鎮(zhèn)壓西北回族起義，其子馬安良曾因鎮(zhèn)壓西寧等地回族起義，而升任總兵，曾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后，奉命到西安護駕慈禧等有功，于1901 年返回甘肅升任甘肅提督， 1917 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河西護軍使，其子馬廷勷先后任涼州鎮(zhèn)總兵、涼州鎮(zhèn)守使、國民革命軍第2 集團軍27 師師長，后來馬廷勷投靠蔣介石，被委任討逆軍第十五路總指揮，于1930 年在河南焦作被國民軍吉振國部殺害。至此，馬占鰲家族勢力基本退出歷史舞臺，但他們的武裝勢力在“民國”時期存在了近20 年，基本控制著河州、涼州( 今武威) 等地，曾發(fā)展到蘭州、天水、寧夏、陜西、甘青藏地區(qū)，活動范圍達四川、河南等地。馬千齡家族，馬千齡曾與馬占鰲等是清末河州回族起義的主要人物，后力勸馬占鰲投降，參與鎮(zhèn)壓陜西回族起義，其子馬福祿、馬福祥是近代西北回族的著名人物，馬福祿在率軍到北京抗擊八國聯(lián)軍犧牲，“民國”時期馬福祥從1912 年被任命為寧夏鎮(zhèn)總兵，后任寧夏護軍使兼滿營將軍，后任綏遠都統(tǒng)，1927 年馬福祥投靠蔣介石，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青島市市長、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職。1932 年病逝。其侄馬鴻賓( 馬福祿長子) ，曾任甘肅新軍司令，1921 年任寧夏鎮(zhèn)守使，1930 年任寧夏省主席，同年底被蔣介石任命為甘肅省主席。1949 年9月19 日率部起義。馬福祥長子馬鴻逵1909 年進入甘肅陸軍學堂學習，曾秘密加入同盟會，參與反清起義，后來隨父先后出任不同職務， 1932 年被蔣介石任命為寧夏省政府主席，1949年任甘肅省主席，蘭州解放后，出走國外。至此，該家族在民國時期不同的西北政治和軍事機構任職，存在了37 年，影響力遍及寧夏、青海、綏遠( 今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 三省區(qū)，活動范圍達西藏、甘肅、陜西、河南、山東、安徽等地。馬海宴家族，馬海宴也是清末河州回族起義的主要人物，隨馬占鰲被招安后，也曾參與鎮(zhèn)壓回族反清活動，也曾與馬福祿等一起到北京抗擊八國聯(lián)軍，其子馬麒，辛亥革命后從1912 年任西寧鎮(zhèn)總兵， 1929 年9 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 1931 年病逝。其弟馬麟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1938 年國民政府任命馬麒之子馬步芳為青海省政府主席，1948 年任第40 集團軍總司令，1949 年出任西北軍政長官，蘭州、西寧相繼解放，敗走臺灣，后留居海外。在這一家族中還有馬麒之子馬步青、馬步芳之子馬繼援等都曾任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重要職務?？梢娫谡麄€“民國”時期，在政治和軍事等方面，西北回族諸馬成為重要地方勢力。同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中，也非常注重做好西北地區(qū)的回民工作，中央軍委曾下發(fā)《回民地區(qū)守則》《回民工作手則》等，并建立了“豫?？h回民自治政府”等西北回族地方自治機構。特別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西北地區(qū)各地的回族人民以國家利益為重，也以各種形式積極參與其中，表現(xiàn)了西北回族人民在面對祖國為難之際，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的強烈而又明顯的西北回族人民的國家認同意識。

　　“民國”時期，西北回族在農業(yè)、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發(fā)展，在農業(yè)經濟方面，西北回族依然以農業(yè)為主，即便是在“三邊一梢”的自然條件艱苦的地區(qū)，回族人民也積極努力從事農業(yè)生產。范長江曾在《中國的西北角》中記有“寧夏河東指金積、靈武為回民最多的地方，尤以金積為回民最多之區(qū)，他們處處表現(xiàn)不一樣的耕種。金積境內的道路水渠，沒有不是井然有序的，農地中阡陌整齊，荒廢之地絕難發(fā)現(xiàn)，對于農事之耕耘除草，亦能功夫實到”。在商業(yè)經濟方面，到了“民國”時期，回族商業(yè)經濟也有所發(fā)展，回族經營的行業(yè)和商品種類也增多，如西北地區(qū)的回族多從事牛羊屠宰、皮毛加工和貿易，以及與此有關的相關商業(yè)活動，寧夏的皮毛貿易聞名全國，商號遍及蘭州、包頭、天津等地，甘肅張家川、青海貴德和西寧等地回族也經營皮毛貿易和土特產，“甘、青一帶的回族商人從牧區(qū)收購毛、牛、馬、鹿茸、麝香、藥材到西寧、蘭州、河州、西安、成都、北京、天津、張家口等地出售，然后從這些地方購回藏區(qū)所需要的茶葉、絲綢、布匹、食糖、瓷器等生活和民族用品，到西寧、河州等地或直接進入牧區(qū)出售和交換”［21］。還有，在“民國”時期，西北各地回族飲食業(yè)比較興盛，西安的羊肉泡饃、西寧等地的面食、蘭州、臨夏等地的小吃，銀川等地的各類清真食品，昌吉等地的風味小吃等等。當然，西北回族還經營其他一些行業(yè)，如工業(yè)、運輸業(yè)、手工業(yè)等。在文化教育方面，西北回族在“民國”時期，除繼續(xù)延續(xù)經

　　堂教育外，新式教育在西北各地以民辦和公辦等形式逐漸興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女子教育學校的出現(xiàn)，還有創(chuàng)辦報刊、翻譯《古蘭經》等成為近代“民國”時期西北回族文化發(fā)展的重要方面。在宗教信仰方面，傳統(tǒng)的回族伊斯蘭教派門宦，也在近代發(fā)生了一些適應近代社會的變遷。同時，新興的教派門宦出現(xiàn)，如伊赫瓦尼、賽萊非耶( 穆斯林民間也稱“三抬”) 西道堂、靈明堂等，都對近代西北回族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社會方面，主要是近代西北回族起義平定后，原先的分布格局被打亂，陜西由主要的回族分布地，變?yōu)榇我?，而新疆則回族人口增長較快，甘、寧、青、各地的回族分布雖有局部調整，但依然是回族生活的主要地區(qū)，形成了寧夏銀川、吳忠、固原，甘肅臨夏、蘭州、平涼、張家川，青海民和、西寧，新疆昌吉等回族聚居地，在其他各地分散的回族也主要是聚居于一地生活，并且形成了自己以清真寺為標志的社會生活?？傊?，近代前期的清末，西北回族經受了比較大的挫折，經過短暫的自我恢復，在“民國”時期，西北回族在社會大環(huán)境的發(fā)展中，與時俱進，在多方面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識意識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

　　三、結語

　　縱觀回族的形成過程，回族先民自唐宋就有在西北等地生活，同時西北又是回回先民從陸路入華的主要途徑地; 元朝大量回族先民回回人進入西北。明、清時期，回回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在族群意識、民族特征、文化傳承等方面已經非常明顯，在西北愈加突出，也在許多方面顯出其明顯的本民族認同意識。回族的先民在歷史的發(fā)展中逐漸形成回族這樣一個民族，出現(xiàn)在中國多民族的歷史舞臺以后，西北地區(qū)成為回族分布較多且比較集中而的地區(qū)，西北回族成為西北社會的主要民族之一。清朝末期西北回族遭到打壓，西北回族為了民族生存而斗爭，同時，回族對于其民族歷史的記憶、宗教信仰的認可、民族文化的傳承、風俗習慣的堅持以及回族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親近的心理，并認為相互同屬于回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乃至意識到回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族際邊界和存在的民族差異等［22］方面都顯示出了近代西北回族非常強烈的民族認同意識。同時，在西北回族中又有在清朝官府任職的西北回族人士、有在抵御外國入侵的西北回族人民; 在辛亥革命后，既有為了反抗國民黨壓迫的西北各地回族起義斗爭，又有任職于國民政府的西北諸馬。特別是在面對外敵入侵，西北回族各階層人民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了抵抗外敵入侵的洪流中，積極主動的捍衛(wèi)國家利益和主權，顯示出強烈的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和對于中國的國家認同意識。從近代西北回族的表現(xiàn)來看，西北回族在維護中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及利益方面，以不怕犧牲的民族精神，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參與其中。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進行革命斗爭過程中并且非常重視回族問題，結合西北回族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既解決的西北回族自我認同的民族認同問題，又使西北回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地參與到對中華民族和整個國家有益的偉大事業(yè)中，使西北回族的民族認同意識和國家認同意識得到了和諧穩(wěn)定的協(xié)調發(fā)展。為新中國成立后，西北回族乃至整個回族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良好、協(xié)調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也為今天我們認識西北回族乃至整個回族社會的民族認同意識和國家認同意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

    注釋:

　?、僦饕?span lang="EN-US">1840 年鴉片戰(zhàn)爭后到1911 年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時期。

　?、凇肚逦淖趯嶄洝肪硪欢?/span>

　　③( 清) 奕訢等: 《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 卷57) 》，光緒二十三年刊本，第19 頁。

　?、軇⑷?span lang="EN-US">: 《養(yǎng)晦堂文集( 卷十) 》，光緒三年思賢講舍版。

　?、菔Y湘南: 《西征述》，白豫山湘南會心閣刻本，清光緒十四年。

　?、拮笞谔?span lang="EN-US">: 《變通辦理甘肅茶務疏》，升允、長庚、安維峻: 《甘肅新通志》，清宣統(tǒng)元年刊本。

　?、邚垙┖V修，包永昌等纂: 《洮州廳志》，清光緒三十三抄本，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影印，1970 年。

　?、唷肚迥伦趯嶄洝肪砣濉?/span>

　?、徂仍D等: 《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 卷25) 》，光緒二十二年，第17 頁。

　?、鈱τ谇宕鞅被刈迦丝?，多是基于清代陜西、甘肅等地的回民起義前后的情況進行估算。

　　11左宗棠: 《復陳擬辦事宜并辦理營務城防各員請獎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

　　12余澍的《清隴回務紀略》( 卷一) ，白壽易編: 《回民起義》，神州國光社出版，1953 年第215 頁; 《平回志》中也有“漢三回七”之說。

　　13馬學賢: 《回族在青?！?，載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甘肅省民族研究所編: 《回回民族遍華夏》，第77 頁。

　　14張德善: 《青海種族分布狀況》，載《地方自治》1933 年第3 期。轉引自孫滔: 《青?；刈濉罚d胡振華主編《中國回族》，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95 頁。

    參考文獻:

　?。?span lang="EN-US">1］［2］趙國軍． 論近代西北回族民族認同的特點［J］． 甘肅社會科學，2013( 6) : 241，241．

　?。?span lang="EN-US">3］馬霄石． 西北回族革命簡史［M］． 北京: 東方書社，1951: 8．

　?。?span lang="EN-US">4］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 卷2［M］． 長沙: 湖南岳麓書社，1996．

　　［5］白壽彝． 中國伊斯蘭史存稿［M］．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 28．

　?。?span lang="EN-US">6］( 美) 費正清，等． 劍橋中國晚清史( 漢譯本下冊) ［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242．

　?。?span lang="EN-US">7］馬長壽． 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M］． 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2．

　　［8］馬福龍． 伊斯蘭教在寧夏［J］． 西北通訊，1948( 2) : 8．

　?。?span lang="EN-US">9］楊應琚． 西寧府新志［M］． 西寧: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span lang="EN-US">10］ 肖一山． 清代通史: 第3 冊［M］． 北京: 中華書局，1986: 62．

　　［11］周偉洲． 陜西通史: 民族卷［M］． 西安: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279．

　?。?span lang="EN-US">12］王永亮． 西北回族社會發(fā)展機制［M］．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123．

　?。?span lang="EN-US">13］［14］王永亮． 西北回族社會發(fā)展機制［M］．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124．

　　［15］ 馬長壽． 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M］． 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215．

　?。?span lang="EN-US">16］王永亮． 西北回族社會發(fā)展機制［M］．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125．

　?。?span lang="EN-US">17］丁萬錄． 陜西回族發(fā)展變遷的歷史考察［J］． 寧夏大學學報，1988( 4) : 101 － 105．

　　［18］ 馮增烈． 陜西回族［J］/ /胡振華． 中國回族．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131 － 132．

　?。?span lang="EN-US">19］ 倪超. 新疆之水利［M］． 商務印書館，1948．

　?。?span lang="EN-US">20］ 森林，蘇萼，王平． 新疆回族［J］/ / 胡振華． 中國回族． 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131．

　?。?span lang="EN-US">21］馬啟成，高占福，丁宏． 回族［M］．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5: 75．

　?。?span lang="EN-US">22］趙國軍． 論近代西北回族民族認同的特點［J］． 甘肅社會科學，2013( 6) : 241．

　?。▉碓矗褐袊缈凭W(wǎng)，作者系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博士后，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甘肅社會科學》主編、副研究員、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回族及穆斯林文化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