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供給”研究的視角看供給側改革

賈康

　　基于十八大后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部署，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又提出了以創(chuàng)新發(fā)展為“第一動力”，并結合協(xié)調、綠色、開放發(fā)展而歸宿于共享發(fā)展的系統(tǒng)化的現(xiàn)代發(fā)展理念，隨后，決策層十分清晰地表述了“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意見，引起廣泛關注和熱議。

　　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筆者所在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提出了從供給側發(fā)力應對現(xiàn)實挑戰(zhàn)、破解瓶頸制約的一整套認識和建議，力求形成對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反思，并對為實現(xiàn)從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習近平表述的“中國夢”現(xiàn)代化目標提供理論支撐。相關認識的切入點，是需要對已有的經濟學成果有“破”有“立”。而引出的基本認識，就是中國為完成十三五“全面小康”決勝階段的任務并乘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抓住并處理好“理性的供給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命題。

　　1. “新供給”是對已有主流經濟學成果的“破”和“立”

　?。ㄒ唬?ldquo;新供給”研究中的“破”

　從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層面考察，人們普遍發(fā)問：為什么經濟學家對于“千年之交”后的世界金融危機既無像樣的預測，又無有效、有力的經濟學解釋與對策思路？如何以經濟學理論闡釋中國的不凡發(fā)展與艱巨轉軌進程？筆者認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歸結為在“新供給”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

　　第一，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存在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但又存在共同的失誤，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huán)境，然后主要強調需求側的分析以及“需求管理”政策主張，都忽視了供給側和供給管理問題。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其理論框架是基于“完全競爭”這一前提假設的，實際上是拒絕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美國在應對滯脹時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chuàng)新在實踐中產生了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的系統(tǒng)性明顯不足，其主張還是在“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考慮在分散的市場主體中如何激發(fā)供給的潛力和活力，并且弱于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方面的分析——因為美國不像中國必須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自然也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于指標量值可通約、較易于建模的需求側，供給側的指標不可通約而且千變萬化，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的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更不易建模，但這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以長期容忍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言行不一”。美國等發(fā)達經濟體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一系列區(qū)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這在他們的教科書里找不出清楚的依據(jù)，但在實踐中卻得到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操作是教科書從來沒有分析過的“區(qū)別對待”的政府注資：一開始，美國調控當局沒有對雷曼兄弟公司施以援手，后來總結經驗，對“兩房”、花旗、通用分別施以援手，這種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供給操作，給予了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于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tài)。

　　第三，政府產業(yè)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非常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fā)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yè)政策，盡管美國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踐卻可圈可點：從20世紀80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yè)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油頁巖革命、3D打印機、制造業(yè)重回美國、區(qū)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于教科書的認知范式，而是明顯地對應于現(xiàn)實重大問題，以從供給側發(fā)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后面的“不夠格”狀態(tài)。

　?。ǘ?ldquo;新供給”研究中的“立”

　　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的現(xiàn)實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和啟示，以更開闊的視野，考慮我們能夠和應當“立”的方面。

　　第一，經濟學需要強化對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在基礎理論層面，應明確指出人類社會不斷發(fā)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響應體系及其機制在不同階段上的特征，劃分了人類社會的不同發(fā)展時代。需求的意義當然不可忽視——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可用資源——但對有效供給對需求的引導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的決定性的視角來看，經濟學研究應強調不同發(fā)展時代的劃分及其供給能力、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這樣就具有了理論的普適性，也特別適用于解釋在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問題。

　　在現(xiàn)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總量調控為基本要領的“需求管理”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yōu)化”的問題，這種把需求與供給緊密聯(lián)系起來的研究，在人類經濟社會發(fā)展實踐中正日益凸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視現(xiàn)實，加強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應明確將“非完全競爭”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huán)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huán)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只可稱為1.0版的模型。現(xiàn)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huán)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需要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zhàn)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的難題。過去經濟學認為“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調控可自然解決結構問題，對此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前提下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變過程，這就需加入供給側因素作深入研究。

　　第三，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并力求合作。在認同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市場、政府、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在優(yōu)化資源配置中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政府、市場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fā)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制度供給應充分引入到供給分析，從而形成有機聯(lián)系的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側應該打通，各種物質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實為人際關系的制度供給問題應內洽于一個體系，發(fā)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

　　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相對充分，將來應在供給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的現(xiàn)實中，就是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創(chuàng)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風險，實現(xiàn)中國迫切需要的發(fā)展方式轉變與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

　　中國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tài)的當前階段，迫切需要構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制。傳統(tǒng)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強調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只有聯(lián)通至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才有可能對應地成為各自需求的滿足狀態(tài)，其中蘊含的是由需求側“原動力”引發(fā)的供給側響應、適應機制，即相關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優(yōu)化問題。

　2.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有效制度供給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就是“以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產力”統(tǒng)領全局，在市場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區(qū)”攻堅克難，繼續(xù)推進經濟社會轉軌升級。一句話，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給支持結構優(yōu)化，激活全要素生產率，對接“全面小康”、聯(lián)通“中國夢”。

　　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基本政策主張，可以概括為改革統(tǒng)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

　　“雙創(chuàng)”：走創(chuàng)新型國家之路，大力鼓勵創(chuàng)業(yè)。

　“雙化”：推進新型城鎮(zhèn)化，促進產業(yè)優(yōu)化。

　　“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

　　“雙擴”：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和，適度擴大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有效投資”規(guī)模。

　　“雙轉”：人口政策從放開城鎮(zhèn)“一胎化”管制逐步轉向適當鼓勵生育，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雙進”：國有、非國有經濟應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協(xié)調發(fā)展，共同進步，摒棄那種非此即彼的思維。

　　“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fā)揮各自應有作用，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第三部門（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發(fā)揮他們的潛力。此外，應重視在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之下尋求共贏。

　　“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內容是：

　　“五年規(guī)劃”與“四十年規(guī)劃”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fā)展戰(zhàn)略；

　　“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并重，注重積極打造國家“軟實力”；

　　“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并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

　　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qū)談判并重，主動參與制定國際貿易和投資規(guī)則；

　　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重。

　　3. 以供給側改革服務全局

　　上述學理與思路建議，生發(fā)于對經濟規(guī)律的探究，對應于中外古今全球視野的實踐總結，聚焦于中國的“特色”和背景，服務于中國現(xiàn)代化的趕超戰(zhàn)略。筆者深知，理論的爭鳴是難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國現(xiàn)在的討論中，似乎還很難避免簡單化貼標簽的傾向。貼標簽的背后，是認識的極端化和簡單化、浮躁化。“新供給”研究追求的目標，是繼承經濟學和相關學科領域內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經濟學理論學說做出發(fā)展，包括補充、整合與提升。

　　“新供給”研究強調“從實際出發(fā)”，既要充分體察中國的傳統(tǒng)（包括積極的、消極的）和國情（包括可變的與不可變的），也要特別重視現(xiàn)實的需要；既要體察中國的實踐，也要注重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及發(fā)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共性和個性。此外，還需要注重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結合，注重對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的互動做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取得了頗多成績，但若繼續(xù)延續(x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fā)達國家的需求管理思路，貫徹單一的“反周期”操作，其局限性將日益顯現(xiàn)。今后隨著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以及資源環(huán)境和收入分配等的制約，較高水平的理性“供給管理”將勢在必行。

　　?。ㄎ恼聛碓矗?/span>2016年1月6日  光明網  作者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