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起源考辨

岳忠豪　　

  梁啟超于1897年最早將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原話，改寫為“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在此基礎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號召國人勇于擔當、救亡圖存的話語，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曾先后引用，并流傳至今，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言。不過，關于該話語的起源，學界意見紛雜，迄無定論。筆者就此進行考辨，認為該話語最早由梁啟超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提出。

　　提出者之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肇源于顧炎武《日知錄》卷13《正始》篇：“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但是，該名言究竟由誰最早概括而來，現(xiàn)存三種較有影響的說法：一是乾嘉時期的文人“空空主人”，二是梁啟超，三是麥孟華。這些說法各有依據(jù)，亟待辨明。

　　近年來，一部署名為“空空主人”作于嘉慶年間的《豈有此理》一書流行于世。該書開篇《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稱“亭林先生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對探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起源問題，不無意義。但有學者從用詞用語、涉嫌抄襲清人著作等方面，證實該書系偽書。因而，該書不足為據(jù)。

　　于是，問題的焦點又一次轉(zhuǎn)到這句名言在晚清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學界基本認定，其提出有一個過程，首先是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然后在改寫的基礎上提煉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字名言。而問題就在于，該過程是由梁啟超還是由麥孟華完成的？

　　1985年，辭書學家劉潔修最先提出，該過程的完成者是梁啟超。他認為，梁啟超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最早出現(xiàn)于1896年《變法通議·論幼學》中，“夫以數(shù)千年文明之中國，人民之眾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獸，其誰之恥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梁啟超又于1915年在《痛定罪言》一文中，最早提出“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劉潔修認為，“按照語言發(fā)展運用的實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語意是本于顧亭林《日知錄·正始》；而八字成文的語型則出自梁啟超《痛定罪言》”。其后，劉潔修所著《漢語成語源流大辭典》除了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法的不同變型增加史料外，并未公開修改上述意見。因其觀點提出最早，且有一定的史料支撐，因此認為梁啟超最早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學者基本因襲了他的觀點。

　　2000年，張錫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小考》一文則認為，該過程最早由麥孟華完成。張錫勤雖強調(diào)維新派對于“國家”與“朝廷”的區(qū)分意識，使得他們對顧炎武“保國”“保天下”的話語極為重視。但他淡化了梁啟超在該話語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將梁啟超的同門麥孟華放在突出位置。他認為，1897年5月麥孟華在《民義自敘》中最先改寫了顧炎武的原話，“顧炎武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后來，麥氏又在1900年的《論中國之存亡決定于今日》中最早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而，張錫勤認為，這句八字名言“是近代維新派思想家麥孟華對清初思想家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一語所作的新的概括和提煉”。

　　以上即是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形成的幾種說法，近來觀點均未超出其范圍。因張錫勤在此問題上依據(jù)的史料更早，解釋也較為合理，所以他的觀點被基本接受，并形成一種看似明確但又極為籠統(tǒng)的折中觀點，“極有可能是麥孟華最早提出這八字，但麥孟華的文章影響力不大，而他的朋友梁啟超也提到這八字后，因為其在學界和政界的巨大影響力，才使這八字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

　　可以看出，關于該問題的現(xiàn)有說法是以不斷發(fā)現(xiàn)的新史料為基礎的，對具體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物的變換及其在時間上有所前移。研究者對幾種說法中所關聯(lián)的人物之間缺乏互相參照，只是單純以某個人為代表來一錘定音。一個頗為明顯的漏洞就是，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形成之前，梁啟超、麥孟華均說過“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話，在時間先后上他們必然存在相互影響的成分。

　　梁啟超最早改寫并概括

　　實際上，學者認定梁啟超或麥孟華最早對顧炎武的原話進行了改寫，其最早的史料來源都是《時務報》。劉潔修引用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中的相關內(nèi)容，出自1897年3月3日的《時務報》，是該報連載的《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幼學》四部分中的最后一部分；張錫勤引用的麥孟華《民義自敘》一文載于1897年5月12日。梁啟超的文章較麥氏早了兩月有余，前者無疑擁有最早的“著作權”。他們俱出康有為門下，文章同樣發(fā)表在維新派的機關報《時務報》上，二人又都是該報編纂人員。因此，他們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必定存在互相影響的成分，麥孟華借鑒梁啟超的說法基本無疑。

　　麥孟華既在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上直接繼承了梁啟超的創(chuàng)作成果，在其引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上亦是如此。1900年3月11日，麥孟華以“佩弦生”為名撰寫《論中國之存亡決定于今日》一文，說道：“非律賓彈丸而尚可抗美，南阿小國而尚可敗英。吾四萬萬之大眾其亦無餒焉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界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最早表述即來源于此，并認為梁啟超最早于1915年才提出這句名言。然而就筆者目力所及，他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最早表述在時間上可以繼續(xù)上溯。早在1897年11月15日的《倡設女學堂啟》一文中，梁啟超已明確說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廣之。烏乎！是在吾黨也矣。”表現(xiàn)出希望通過發(fā)展女學振興國家，并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任。這比麥孟華早了兩年有余，后者受到前者影響確屬無疑。這也是筆者見到最早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完整表述。因此，無論是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還是概括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梁啟超都是第一人。

　　在梁啟超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后，維新派對此話語的運用最為頻繁。1900年，唐才常籌建勤王組織正氣會（自立會的前身），在《正氣會序》中說：“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責。”“天下存亡，匹夫有責”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僅有一字出入，前者無疑受到后者直接影響。在1901年10月3日《上粵督陶方帥書》一文中，海外?；逝扇宋锪_璪云鼓動兩廣總督陶模“力扶光緒”復辟，表示自己雖是“海外旅民”，“然念顧氏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而不得不盡心國事。1902年，清末四公子之一、時任刑部主事的吳保初上疏奏請慈禧歸政光緒，實行新政。吳氏“冒死以抗奏”，即是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任。維新派對此話語青睞有加，急于改變國運的心態(tài)躍然紙上。此外，如清末革命派思想家劉師培堅持“夷夏之辨”，立志排滿以保天下。在其1904年致兩江總督端方的信中，也說道：“竊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春秋》大義，九世復仇。”可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晚清仁人志士念茲在茲。

　　長期以來，梁啟超并未被言之鑿鑿地確定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最早提出者，但實際上，對該話語的運用，以他最為靈活和頻繁。1901年，他僅在詩中就有“天下興亡各有責，今我不任誰貸之”“匹夫例有興亡責，歸去來兮尚未遲”兩種不同說法。時人對該說法過度引用，以至于1921年梁氏在演講時說道：“我且不必說什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這些廢話。”可見時人對這句名言的熱衷程度。隨著該說法流行于世，更是衍生出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安危，匹夫有責”等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鄭觀應在其被認為作于1895年的《致京都文學士道希陳部郎次亮書》中，出現(xiàn)了“國家安危，匹夫有責”，似乎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關聯(lián)甚大。但經(jīng)學者考證，該文有修改補充的痕跡。因此，筆者認為“國家安危，匹夫有責”不能排除有后來附加和篡改的嫌疑，反而證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法的巨大影響。

　　綜上所述，梁啟超于1897年最早將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原話，改寫為“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在此基礎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且，他對該話語的運用最為頻繁、最有影響。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項目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