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來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界。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禮儀文化源遠流長，論述禮儀、禮制、禮俗的著作也層出不窮。但要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古代禮學的發(fā)展歷程，當首先閱讀和研討的文獻資料，就是清代秦蕙田編纂的《五禮通考》。
一． 秦蕙田其人
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jīng)，江蘇金匱（今無錫人），生于清朝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1]，卒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肚迨犯濉肪砣偎?、《清史列傳》卷二十皆有傳。
據(jù)史傳載，秦蕙田祖父秦松齡，字漢石、次椒，號留仙、對巖，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進士，官任國史院檢討、左春坊右諭德。其家在惠山之麓有寄暢園，擅林泉之勝。他研精經(jīng)術，尤邃于詩，撰有《毛詩日箋》、《蒼峴山人集》等。秦蕙田之父秦道然，字雒生，康熙四十八年（1707年）進士，官至禮部給事中。因與固山貝子允禟友善，為其府總管。雍正時受允禟之罪牽連，被逮下獄十四年，乾隆初經(jīng)秦蕙田懇請，年已八十方獲赦宥。秦道然亦精通經(jīng)學，尤工詩，撰有《困知私記》、《明儒學錄》、《泉南山人存稿》等。
秦蕙田于乾隆元年（1736年）科考中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南書房行走。乾隆六年，充順天武鄉(xiāng)試副考官。七年，命上書房行走。八年閏四月，遷侍講；六月，遷右庶子；八月，遷右通政；十一月，擢升內閣學士。十年，遷禮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正月，擢工部尚書；四月，領署刑部尚書。二十三年正月，調刑部尚書，仍兼管工部事，尋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四月，秦蕙田因病請求解任，未得允許。八月，復請解任，乾隆皇帝方準其給假回原籍就醫(yī)，但不必解任。九月，秦蕙田卒于南還途中，賜謚號文恭。
秦蕙田為官盡心盡責，“恪勤素著”[2]），曾多次上疏，對工程、流民、用人等事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深得乾隆皇帝賞識和信任。他歷官禮、工、刑三部，且長期兼領工、刑二部，以至年過花甲，體弱多病，乾隆皇帝仍不準解任。秦蕙田病逝后，乾隆皇帝“深為軫惻”；次年“圣駕南巡”，至無錫寄暢園，憶及秦蕙田，還作有“養(yǎng)疴旋里人何在，撫境愀然是此間”的詩句。[3]）秦蕙田從政近三十年，頗有政績，但他最值得推崇之處是為后人留下一部洋洋數(shù)百萬言的禮學巨著——《五禮通考》。
二．《五禮通考》的編撰
秦蕙田編撰《五禮通考》，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秦蕙田出身于書香門第，自幼從塾師讀書即以經(jīng)學為主，且偏重于禮學。《五禮通考·蔣汾功序》云：“予與秦氏世好，……素知其家多藏書，凡禮經(jīng)疏義外間絕少刊本而庋貯緘題者，數(shù)十笥。宗伯[4]）以絕人之姿，盡發(fā)而讀之，早歲即洞其條理。”成年后，于雍正二年（1724年）始，秦蕙田與同鄉(xiāng)幾位志同道合的學者經(jīng)常舉行“讀經(jīng)之會”，研討禮學問題?！段宥Y通考·自序》記其事云：
歲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學士尊彝兄弟，為讀經(jīng)之會。相與謂“三禮”自秦漢諸儒抱殘守闕，注疏雜入讖緯，轇輵紛紜?！端问贰份d，子朱子當日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唐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今觀所著《經(jīng)傳通解》，繼以黃勉齋、楊信齋兩先生修述，究未是完書。是以“三禮”疑義至今猶蔀。乃于禮經(jīng)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婚）、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jīng)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注疏諸儒之抵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專門名家之考論發(fā)明者，每一事一義，輒集百氏之說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徑，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復，務期愜諸己，信諸人，而后乃筆之箋釋存之?？急嫒缡钦撸杏嗄?，而裒然漸有成秩矣。
以上是秦蕙田編撰《五禮通考》的第一階段。此時他尚未做官，可集中精力，潛心于禮學研究，又有同好學者定時討論，集思廣益，用時十余年，積累了大量資料和研究心得，為這部巨著的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乾隆元年（1736年），秦蕙田中進士，開始從事政務，不能全身心用于著述，但并未停止《五禮通考》的編撰。此時他憑借“供奉內廷”的有利條件，“以見聞所及，時加厘正”。[5]）至乾隆十年（1745年），秦蕙田升遷禮部右侍郎，奉命校閱禮書，其職責與研究禮學的興趣取得一致，此間他對禮學的源流沿革進行了深入地考究。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秦蕙田丁父秦道然憂，回原籍治喪，“杜門讀禮”。其間，他看到了清初著名經(jīng)學家徐乾學編撰的《讀禮通考》，認為其書“規(guī)模義例具朱子本意，唯吉、嘉、賓、軍四禮尚屬闕如。”[6]）此時，當年與他一起研討禮學的蔡宸錫、吳大年已去世，故只邀得吳尊彛一人同他“陳舊篋，置抄胥，發(fā)凡起例，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訂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7]）服闋后，秦蕙田仍任禮部侍郎，得以“遍覽典章”，對其所著內容“日以增廣”。[8]）其間又得到同學方宜田以及盧抱孫、宋愨庭等人幫助，終于完成了《五禮通考》初稿，并且開始請研究禮學的前輩學者審稿作序。[9]）此為編撰的第二階段。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秦蕙田兼管刑部、工部之事。“事繁少暇”，又邀嘉定錢大昕襄助校訂工作。[10]）至乾隆二十六年冬，終于最后完成了《五禮通考》的編撰。此為第三階段。
綜觀秦蕙田編撰《五禮通考》的全過程，至少可以歸納出三個特點。其一，資料豐厚。秦蕙田之家世代書香，藏書豐富，尤其有許多“外間絕少刊本”的禮學著作，這成為其編撰的重要資料來源。此外，他任禮部侍郎多年，且奉命校閱禮書，又盡覽了國家機構所藏禮書。觀《五禮通考》可知，清乾隆之前的禮學著作基本全為秦蕙田采納，這是其書能夠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二，工作扎實。秦蕙田正式進行禮學研究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竣工，“閱寒暑三十又八，而年亦已六十矣”。[11]）其間雖因處理政務有不能全力以赴之時，但編撰、增補、修訂工作始終沒有停止。而每“一事一義”都是“審之久，思之深”，經(jīng)過反復論辯，“愜諸己，信諸人”之后，方才落筆。這種踏實嚴謹?shù)闹螌W精神，是其著作成功的重要保證。其三，集思廣益。秦蕙田研究禮學并非孤芳自賞，閉門造車，而是從始至終注重邀集同道學者共同探討，互相啟發(fā)，以利集思廣益。須提及的是，他所約請的助手皆為學有專長的飽學之士。如助他編撰的方宜田，為清初著名學者、桐城派創(chuàng)始人方苞之侄，“受其世父望溪（方苞號）先生家學，夙精三禮”。[12]）再如幫他校對的錢大昕，治學廣博，尤長?？?，所撰《二十二史考異》列入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其后來的學術成就及名望還在秦蕙田之上。這些專家學者的盡力襄助，無疑大大有利于提高《五禮通考》的學術質量。
三．《五禮通考》的內容
《五禮通考》262卷，加卷首《禮經(jīng)作述源流》和《歷代禮制沿革》4卷，共計266卷，對上起先秦、下至明末的中國古代禮制進行了全面而詳盡的考證和評論。其前有清朝學者蔣汾功（官松江教授）、顧棟高（官至國子監(jiān)祭酒）乾隆年間作的兩篇《序》，代表了當時對《五禮通考》的評價。另有秦蕙田《自序》和《凡例》，說明了《五禮通考》的編撰原委和體例。
《五禮通考》依《周禮·大宗伯》所列吉、兇、軍、賓、嘉五禮，按杜佑《通典》編排順序，將全書分為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兇禮五大部分。其中吉禮包括圜丘祈天、祈谷、大雩、明堂、五帝、祭寒暑、日月、星辰、方丘祭地、社稷、四望山川、封禪、五祀、六宗、四方、四類、高禖、蠟臘、儺、祭酺、盟詛、釁禮、宗廟制度、樂律、宗廟時享、禘袷、薦新、后妃廟、私親廟、太子廟、諸侯廟祭、大夫士廟祭、祀先代帝王、祭先圣先師、祀孔子、功臣配享、賢臣祀典、親耕享先農(nóng)、親耕享先蠶、享先火、享先炊、享先卜、享先醫(yī)、祭厲等44類；嘉禮包括即位改元、上尊號、朝禮、尊親禮、飲食禮、冠禮、昏（婚）禮、饗宴禮、射禮、鄉(xiāng)飲酒禮、學禮、巡狩、觀象授時、體國經(jīng)野、設官分職等15類；賓禮包括天子受諸侯朝、覲禮、天子受諸侯蕃國朝覲、會同、三恪二王后、諸侯聘于天子、天子遣使諸侯國、諸侯相朝、諸侯會盟遇、諸侯遣使交聘、士相見禮等11類；軍禮包括軍制、出師、校閱、車戰(zhàn)、舟師、田獵、馬政等7類；兇禮包括荒禮、札禮、災禮、襘禮、恤禮、唁禮、問疾禮、喪禮等8類。五禮總計共85門類。[13]）
須說明的是，秦蕙田所列五禮的內容超出了《周禮》的五禮范圍，如“以樂律附于吉禮宗廟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tǒng)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jīng)野一題統(tǒng)之，并載入嘉禮”。[14]）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禮經(jīng)傳通解》于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jīng)》為書數(shù)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為無據(jù)。”四庫館臣的意見還是較為公允的。
另外還有些內容附于某些相關門類。如星辰類附有九宮貴神、太一、太歲月將、風師雨師云神雷神；社稷類附祭城隍；諸侯聘于天子類附蕃使朝貢；天子遣使諸侯國類附遣使詣蕃等。
在某一門類下，先分細目討論其禮制的總體情況，然后再按先后順序考證歷代禮儀的具體沿革變化。如圜丘祀天類，分項討論的細目有郊名義、四代郊正祭、四代告祭、郊壇、配帝、日月從祀、玉帛、親耕粢盛秬鬯、酒醴、犧牲、籩豆之實、器用、服冕、車旗、告廟卜、誓戒擇士、齋、戒具陳設、省視、呼旦警戒、除道警蹕、祭日陳設省視、祭時、聴祭報、王出郊、燔柴、作樂降神、迎尸、迎牲殺牲、盥、薦玉幣、薦豆籩、薦血腥、朝賤王一獻宗伯二獻、祝號、烹牲、薦熟、饋獻王三獻宗伯四獻、黍稷、饋食王五獻宗伯六獻諸臣七獻、祀神之樂、送尸、徹、告事畢、代祭、喪不廢祭等等；依先后敘述禮制的朝代有秦、漢、后漢、蜀漢、魏、吳、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等。
總之，《五禮通考》各門類雖然細目多寡不一，篇幅有大有小，但其內容均從縱橫兩個角度，對禮制具體情況和沿革變化作了詳盡的展示和考證。這實際上是完整地建立了中國古代禮制和禮學的框架體系，其研究成果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遠超過了前代禮學家。
四．《五禮通考》的成就
《五禮通考》是秦蕙田傾畢生精力研究禮學的結晶，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具體分析，除了上面已提到的建立了古代禮學的完整體系外，至少還可舉出如下三個方面。
1.全面匯集整理了明代以前的禮學資料
中國古代禮學資料很豐富，而禮學文獻的源頭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禮”。要研究古代禮制和禮學，首先須對“三禮”有明確的認識?！段宥Y通考》在卷首《禮經(jīng)作述源流》的上卷，首先摘要列舉了前代及清初禮學家對“三禮”的有關論述。涉及到的禮學家有隋朝王通，唐代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韓愈，宋代程顥、程頤、周胥、呂大臨、晁公武、楊時、葉夢得、朱熹、王應麟、馬廷鸞，元代熊朋來、敖繼公，明代湛若水、童承敘、王志長、郝敬，清初徐乾學、萬斯大、姜兆錫等。這二十余位禮學家的觀點，基本上包含了古代學者對“三禮”總的看法。
《禮經(jīng)作述源流》下卷，則分《周禮》、《儀禮》、《禮記》、通禮四部分，具體羅列簡介了古代史著中記載的禮書。關于《周禮》，主要列舉有《漢書·藝文志》載2種，《隋書·經(jīng)籍志》載12種，《舊唐書·經(jīng)籍志》載3種，《新唐書·藝文志》載2種，《宋史·藝文志》載20種，王圻《續(xù)文獻通考》載15種，《明史·藝文志》載37種。關于《儀禮》，主要列舉有《漢書·藝文志》載2種，《隋書·經(jīng)籍志》載4種，《新唐書·藝文志》載6種，《宋史·藝文志》載6種，《文獻通考》載1種，王圻《續(xù)文獻通考》載7種，《明史·藝文志》載14種。關于《禮記》主要列舉有《漢書·藝文志》載6種，《隋書·經(jīng)籍志》載20種，《舊唐書·經(jīng)籍志》載10種，《新唐書·藝文志》載4種，《宋史·藝文志》載20種，王圻《續(xù)文獻通考》載14種，《明史·藝文志》載43種。關于通禮，主要列舉有《漢書·藝文志》載5種，《隋書·經(jīng)籍志》載38種，《舊唐書·經(jīng)籍志》載14種，《新唐書·藝文志》載11種，《宋史·藝文志》載15種，王圻《續(xù)文獻通考》載8種，《明史·藝文志》載9種。以上對古代禮學文獻的羅列，有三個特點。其一，上述所列禮書沒有重復，說明秦蕙田并非對前人著錄照抄原文，而是對此做過精細的校訂。其二，所列文獻并不僅限于目錄所述，還注意搜集人物傳記中提及的禮書。如《后漢書》無藝文志，秦蕙田則從《賈逵傳》、《儒林傳》、《橋元傳》、《曹褒傳》、《鄭玄傳》、《徐防傳》、《盧植傳》等人物傳中摘取多條材料，說明了東漢禮學著述的情況。其三，對重要的著作還摘引傳注中相關材料做了考證和說明，便于讀者對這些禮書有明晰的了解。
《禮經(jīng)作述源流》所列禮書，當然是考證具體禮制主要依據(jù)的資料，但僅限于此還不足以充分反映古代禮制的全貌。秦蕙田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在《凡例》中指出：
杜氏（指《通典》作者杜佑）、馬氏（指《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所載歷代史事，大概專據(jù)志書，而本紀、列傳不加搜采。然史家記事彼此互見，且二十二史體例各殊。有詳于志而不登紀傳者，亦有散見紀傳而不登于志者，舉一廢一，不無掛漏。又其采輯之法有時全載，議論一事而辨析千言，有時專提綱領，千言而括成一語，詳略不均，指歸無據(jù)。茲特遍采紀傳，參校志書，分次時代，詳加考核，凡諸議禮之文，務使異同并載，曲直具存，庶幾后之考者得以詳其本末。
由于秦蕙田考禮所引資料范圍擴大，其成就自然也超過了前人。正如顧棟高《序》中所說：“舉兩漢以來至前明凡郊祀、禮樂、輿服諸志及紀傳之關于五禮者，悉以類相附，詳歷代之因革，存古今之同然。蓋舉二十二史悉貫以《周官》、《儀禮》之書，細大不遺，體要備舉，余謂是書如女媧之補天……至是而成周之禮始燦然大明于世。”總之，秦蕙田對古代禮制和禮學資料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匯集整理，《五禮通考》多達266卷，實為古代篇幅最大、內容最豐富的禮學著作。
2.系統(tǒng)論述了中國古代禮制發(fā)展的歷史
為了對古代禮儀制度發(fā)展狀況有一個清晰地認識，《五禮通考》卷首專寫了《禮制因革》兩卷，對明代以前的禮制發(fā)展史作了簡明而系統(tǒng)的論述。
關于五禮的起源，秦蕙田摘引了《尚書》的《舜典》中關于“有能典朕三禮”；《皐陶謨》中“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以及《通典》中“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等三段話。對這些說法的具體內容，秦蕙田未加評論，盡管“堯舜之時五禮咸備”之說尚需討論，但亦可說明禮之起源很早。夏商周三代，秦蕙田摘引了《禮記》、《論語》、《周禮》、《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及其注疏的大段資料，說明“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15]）；周公制禮，吉、兇、軍、賓、嘉五禮方具體而完備。春秋戰(zhàn)國時期，禮崩樂壞，但周代禮制在魯國得到保存，又有孔子整理，得以流傳后世。正如秦蕙田案語所說：“周禮在魯，漢儒稱孔子定禮樂，信矣。”
西漢，首先引《漢書》的《禮樂志》及《叔孫通傳》中，敘述漢王“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的情況；又引《史記》、《漢書》所載文帝、武帝、宣帝、成帝時有關修訂禮儀的建議；最后加案語云：“禮莫盛于成周。漢興三百余年，西京未遑制作。雖有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諸人，班志所載僅存議論，惜哉！”至東漢，秦蕙田摘錄《后漢書》之《禮儀志》、《祭祀志》、《曹褒傳》、《張奮傳》及《漢會要》等材料后加案語指出：
班固《志》：叔孫通所撰禮儀，大半襲秦法，則非先王舊矣。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增輯至五百余篇，至固時已不能見。肅宗銳意制作，排止群議，委任曹褒，君臣相得，誠一時之嘉會也。惜乎所撰新禮不能依古，損益多雜讖緯，有虛盛美，可勝慨哉！后太尉張鬴、尚書張敏等，奏其破亂圣術。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至于漢禮，引《應劭傳》及《續(xù)漢書》所載，說明獻帝時應劭編撰“《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一卷，漢制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
魏晉南北朝時期，引《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隋書》資料，述及魏王粲、衛(wèi)覬、吳丁孚，蜀孟光、許慈等，晉荀顗、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張華、荀崧、刁協(xié)等，南朝傅隆、王儉、何佟之、張崖等，北朝董謐、崔光、陽休之、魏收、熊安生等多次修訂五禮的情況。并加案語曰：“五禮之書，莫備于梁。天監(jiān)時經(jīng)二代撰分，數(shù)賢匯古今而為一本，宸斷以決疑，卷帙逾百，條目八千，洋洋乎禮志之盛也。世遠文湮，逸亡無考，惜哉！”
隋朝，引《隋書》之《禮儀志》、《經(jīng)籍志》、《高祖本紀》、《辛彥之傳》、《劉炫傳》、《牛弘傳》等材料，詳記了牛弘等修訂五禮的過程及結果。至唐代，先有房玄齡、魏征等因隋之禮，制定百卷《貞觀禮》；又有長孫無忌等增訂《顯慶禮》一百三十卷。開元時，學士張說奏曰：“禮記不刊之書，去圣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于是先后令徐堅、李銳、蕭蒿、王仲丘等撰定《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由是唐世五禮之文大備，而后代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16]）秦蕙田還將《唐六典·禮部》所載《開元禮》之類目詳細列出，以見其具體內容。開元后至五代，又有幾次修訂禮儀，秦蕙田亦摘引史著資料作了敘述。
宋初，宋太祖“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17]）開寶四年（971年），“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文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勛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18]）之后宋代又有多次修禮活動，但基本是在《開寶通禮》的基礎上增補修訂。其中以《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較為突出，秦蕙田均詳記其事。另秦氏還摘引《遼史·禮志》、《金史·禮志》、《元史·禮樂志》及王圻《續(xù)文獻通考》、《元典章》中有關內容，簡述了遼、金、元修禮情況。
明代，引《明史·禮志》云：“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征耆儒，分曹究討。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曁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乃歷敘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廟儀以進。禮官及諸儒臣又編集郊廟山川等儀，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鑒戒者，名曰《存心錄》。二年詔諸儒臣修禮書。明年告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冠服、車輅、儀仗、鹵薄、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jié)、制度名數(shù)，纖悉畢具。”這即明代禮制的基礎。之后屢有增益，“至《大明會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禮制尤詳”。[19]）
《禮制因革》內容雖然不多，但簡明而系統(tǒng)，可視為中國古代禮制史之綱。如將《五禮通考》正文內容及秦蕙田按語重新整理，分別統(tǒng)屬于《禮制因革》各條之下，實為一部完備的明以前禮制發(fā)展史。
3．詳細考證了古代禮儀的具體內容
中國古代禮學源遠流長，“五禮之名肇自《虞書》，五禮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20]），之后著述不斷。秦蕙田認為，禮“所以經(jīng)緯天地，宰制萬物，大矣！至矣！”[21]）但其前代學者的禮學著作均不能令人滿意。如其《凡例》中所說：
自古禮散軼，漢儒掇拾于煨燼之余，其傳于今者惟《儀禮》十七篇、《周官》五篇、《考工記》一篇，文多殘缺。《禮記》四十九篇，刪自《小戴》及所存《大戴禮》，間有制度可考，而純駁互見附以注疏。及魏晉諸家，人自為說，益用紛歧。唐宋以來，惟杜氏佑《通典》、陳氏祥道《禮書》、朱子《儀禮經(jīng)傳通解》、馬氏端臨《文獻通考》言禮頗詳。今按《通解》所撰五朝邦國諸禮，合三禮諸經(jīng)傳記，薈萃補輯，規(guī)模精密，第專錄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屬未成之書?！抖Y書》詳于名物，略于傳注。《通典》、《通考》雖網(wǎng)羅載籍，兼收令典，第五禮僅二書門類之一，未克窮端竟委，詳說反約?！端问?middot;禮志》載，朱子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至近代崑山徐氏乾學，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禮則仿經(jīng)傳、《通解》，兼采眾說，詳加折衷；歷代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為搜集。庶幾朱子遺意所關經(jīng)國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
于是，秦蕙田在總結前人著述的基礎上，揚長補缺，因徐乾學《讀禮通考》體例，依杜佑《通典》五禮次序，撰成《五禮通考》。其書對五禮“古今沿革、本末源流、異同得失之故咸有考焉。”[22]）其考證不拘一說，注重廣泛采納各種資料。對三禮“經(jīng)傳搜集無遺，冀以補綴萬一；至先儒論說及累朝奏議亦廣為采取”。[23]）于史著“遍采紀傳，參校志書，分次時代，詳加考核。凡諸議禮之文，務異事并載，曲直具存，庶幾后之考者得以詳其本末。”[24]）在排列有關資料后，秦蕙田還加案語分析總結，表明自己的觀點。
《五禮通考》對古代禮制及其文獻的考證，大體可分為六種類型。
一是歸類，即將文獻中一條條零散的資料歸入相應的禮儀項目中。如吉禮之圜丘祀天類“四代告祭”目中，引用了《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詩經(jīng)·周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禮記·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禮記·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等四條材料及其注疏。然后加案語歸納曰：“以上四條巡狩告祭。”
二是說明，即對材料內涵不很明確者加以解說。如吉禮之圜丘祀天類“告廟卜”目中，引《禮記·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一句及其注疏。加案語說：“郊用冬至，無庸卜日，此所言亦魯禮耳。”秦蕙田這里所說的是，天子南郊祭天固定于冬至日舉行，不須事先占卜擇日。依周禮，只有周天子有資格祭天，諸侯只能祭域內山川。但因魯國為周公封地，而周公為周王朝的建立與鞏固立下赫赫功勞，被尊為大圣、百世師表。周公死后，周成王為追念周公功勞，以表尊師崇圣、報功崇德之心，特許魯國郊祀上帝。然而魯國畢竟不敢與周天子完全等同，不能在冬至行郊天禮，只是在孟春之月辛日祭天。辛日一月有三，須通過占卜選定郊天之日，故《禮記·郊特牲》所說“卜郊”當指魯禮。
三是分析，即對禮經(jīng)所記似有矛盾，難以理解者，通過分析疏通其意。如吉禮之圜丘祀天類“犧牲”目中，列舉《尚書·召誥》、《禮記·郊特牲》等文獻及其注疏中關于郊天用牲的不同說法后，加案語云：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短厣肥柙疲禾焐褡鹬?，故止一特。愚謂天神對地祗人鬼，特牲當對羊豕。蓋不兼羊豕謂之“特”，非必不可有二謂之“特”也。注疏諸家拘泥只用一牛，而圜丘祀天燔柴實牲體郊事有全脀，用之燔則無以祀，用之祀則無以燔。于是有分牲體供二處所用之說，祭畢燔牲體之說，帝牛稷牛之說，皆牽鑿也。不知雖有二牛，一燔一祀，不害其為更有燔牛、瘞牛、稷牛也。如此，則郊禮用牲之說可通矣。
四是糾謬，即對文獻中的明顯錯誤加以糾正。如吉禮之圜丘祀天類“郊壇”目中，引《周禮·春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其下賈公彥疏云：“圜丘者，按《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旣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對此疏，秦蕙田案語指出：“賈分丘與郊為二，故云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斯謬甚矣！”并在引用諸家論述后又強調說：
郊、丘非二地，無二祭。王肅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馬氏（晞孟）謂：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郊之壇。蓋王者于國之南郊因吉土以筑壇。
五是總結，即對各種文獻中零散的材料加以綜合論述。如吉禮之明堂類“明堂制度”目中，引用了多種前人論述后，在案語中總結道：
明堂制度，五室、九室見《考工記》、《大戴禮》，太室、太廟、左右個見《月令》，四門、應門見《明堂位》，南門之外見《玉藻》。自漢以來，注疏家及歷代諸儒言如聚訟。今考其制，外為宮垣，內為廟垣，中央一室曰太室，當太室之南曰明堂太廟，太室之東曰青陽太廟，太室之東曰總章太廟，太室之北曰元堂太廟，是為五室。……
接著以大段篇幅，詳細說明了九室、十二室、左右個、九階、四門、庭深、屋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堂室方廣的具體制度以及明堂朝位、名稱等內容。
六是存疑，即一事兩解且均可通，難以定奪，故兩說皆存。如吉禮之圜丘祀天類“燔柴”目中，引《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蛴杏癫懿穸裏?，所以報陽也。”疏曰：“按《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報陽。”此為“禋”的一種解釋。另引張子曰：“鄭注禋祀，即變?yōu)闊?，取其尚臭。?jù)《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遍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為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又引鄭鍔曰：“為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齊精明誠一為主而已。”對以上兩種不同觀點，秦蕙田案曰：“禋祀，注疏與張子、鄭氏不同，然升煙達氣其精意也，當兩存之。”
以上六者僅是粗略劃分，未必全面，恰當，但僅此亦可看出秦蕙田考證的功力和治學之嚴謹。
當然，《五禮通考》亦有不盡如人意處。如全書以文字為主，圖表甚少，使某些禮儀制度理解起來頗為困難。另外，受階級和時代局限，一些觀點封建等級色彩過濃，亦欠妥當。不過，瑕不掩瑜，其成就是主要的，且非常突出。
綜上所述，《五禮通考》在資料匯集、體系建立、具體論證等方面都能博采眾長，其成就遠遠超過了前人的禮學成果，確可謂中國古代禮學的集大成著作。在禮學文獻方面，稱其為“數(shù)千百年來所絕無而僅有之書”[25]），亦不為過。因而，《五禮通考》無疑是我們研究古代禮學列于首位的必讀書。
[1] 秦蕙田生年史無明文記載?！吨袊鴼v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以秦蕙田生年為1702年。又《五禮通考·自序》云：“辛巳冬爰始竣事……年亦已六十矣。”按“辛巳”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上推六十年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
[4] ）宗伯，《周禮·春官》中官名，掌管宗廟祭祀等禮儀。后世以宗伯為禮部長官別稱，尚書稱大宗伯，侍郎稱少宗伯?！妒Y汾功序》作于乾隆十八年，秦蕙田時任禮部侍郎，故稱。
[9] ）《五禮通考》前有兩篇序，《蔣汾功序》作于乾隆十八年，《顧棟高序》作于乾隆十七年。
[1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凡為門類七十有五”，查系引自《五禮通考·自序》，但據(jù)筆者統(tǒng)計當為85門類，詳見正文所列類目。
[14]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二經(jīng)部禮類《五禮通考》提要。
（原載【韓國】《東洋禮學》第5輯，2000年12月出版。作者單位：包頭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