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治蒙政策及其特點

 黑龍

　　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它之所以能夠統治中國長達200余年，其中原因雖然很多，但妥善地處理與蒙古的關系，進而獲得蒙古封建主的強力支持，是極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有人認為清朝是以“滿蒙聯合統治為主的政權”（《蒙古族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從其統治利益出發(fā)，清朝以蒙古為其政權的重要支柱，一方面希望它強大有力，另一方面又要確保它對自己效忠。

　　清朝統治者花費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逐漸確立了對蒙古族的政策，并日益制度化。其中，核心政策是對蒙古采取一系列優(yōu)待措施，使其成為可以信賴的力量。

　　第一，確立蒙古封建主的特殊地位。清朝將蒙古視為盟友，使其地位僅次于滿洲，高于國內其他民族。清朝承認蒙古貴族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在大部分蒙古地區(qū)實行盟旗制度，通過蒙古上層間接統治蒙古平民，蒙古地區(qū)不必擔負國家賦稅，經濟上受到許多優(yōu)待。清朝仿照滿洲爵制，規(guī)定了蒙古封建主的爵位制度，分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zhèn)國公、輔國公、臺吉或塔布囊，并在其上保留原來的汗。蒙古貴族授封王公者甚至多于滿洲，而且一般都原格承襲，有別于滿洲降級繼承。順治皇帝曉諭蒙古諸部：“我國家世世為天子，爾等亦世世為王，享富貴于無窮，垂芳名于不朽”（《清世祖實錄》卷103，順治十三年八月丙子朔）。據筆者統計，光緒末年全蒙古有汗5人，王42人，貝勒28人，貝子29人，公70人，扎薩克臺吉或塔布囊71人，共計245人。這些人參加“朝會燕饗”，班次緊隨滿洲同一爵級者之后，地位尊崇，禮遇優(yōu)厚。清朝政府還實行年班、圍班制度，使蒙古貴族每年輪流到北京和承德覲見皇帝，皇帝則給予豐厚的賞賜，并舉行各種娛樂活動，使彼此感情更趨融洽。

　　第二，建立“甥舅之親”“世締國姻”。滿蒙聯姻是一種大規(guī)模、多層次、持續(xù)的政治行為。清太祖努爾哈赤娶蒙古貴族之女為妻。清太宗皇太極同樣娶蒙古貴族之女，并生福臨即順治皇帝。其他很多皇室子弟及貝勒大臣等也娶蒙古貴族之女。另外，很多清朝皇帝及宗室成員招蒙古貴族為女婿。滿洲皇室的女婿被稱作“額駙”，雖然不是皇族，但是皇族外戚，封有爵位，握有大權。1612—1912年，嫁給蒙古貴族的公主、格格共432人（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他們的子孫散居各部者為數更多。據史書記載，光緒末年，科爾沁達爾漢王旗的公主子孫臺吉、姻親臺吉有2000人，土謝圖王旗522人，敖漢旗610余人，巴林旗170余人（《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版）。這還只是部分蒙旗情況，其他大部分地區(qū)尚不在內。因此，許多蒙古貴族都與滿洲貴族有親屬關系，乾隆皇帝在招待蒙古王公的一次宴會時坦言：“其令入宴者，率皆兒孫行輩”（昭梿《嘯亭雜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這說明，蒙古貴族與滿洲皇室關系之密切，是國內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

　　第三，實行封禁保護政策。清朝適度限制內地漢民遷入蒙古地區(qū)墾殖，以保護蒙古人以畜牧業(yè)為主的經濟生活。清朝還限制蒙古人與漢族之間的交往，目的是防止蒙古人由于攝取漢文化、蒙漢通婚而引起同化。當時，蒙古族的經濟文化落后于漢族，難以承受來自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較為發(fā)達的漢族人口的沖擊。這種沖擊容易造成蒙古族固有的經濟文化走向衰退，進而引起蒙古社會的動蕩，觸及清王朝的邊疆安全。清朝考慮自身統治利益而采取的封禁政策，在一定范圍內對蒙古民族共同體起到保護作用，客觀上也保護了蒙古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應該指出的是，清朝一方面實行封禁政策，限制蒙漢民族交往；另一方面，通過中原與蒙古地區(qū)的互市貿易，以及內地商人去蒙古地區(qū)經商等形式，互通有無，以此彌補單一游牧經濟之不足，使蒙古社會得到中原經濟的支援。

　　盡管清朝統治者確立滿蒙聯盟制度，實現了對蒙古地區(qū)的有效管轄，但為了防范可能來自蒙古勢力的威脅，也實施了一整套控制措施，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政教分離。滿洲貴族在統一蒙古各部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喇嘛教對蒙古社會的巨大作用。清朝建立后，因思想統治的需要，一方面優(yōu)待喇嘛上層，另一方面嚴格控制其權力擴張，不允許其擁有宗教以外的特權。清初，喇嘛教活佛可以轉世于蒙古，這一規(guī)定為蒙古世俗貴族子弟成為活佛創(chuàng)造了機會，蒙古社會逐漸形成喇嘛貴族階層。他們與世俗貴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利于清朝對蒙古地區(qū)的統治。乾隆朝起，開始加強對喇嘛教的控制，以防止其形成統一的政治宗教集團。為此，利用達賴喇嘛駕馭蒙古諸部；設置庫倫辦事大臣（1758年），由他掌握漠北蒙古地區(qū)的行政權和宗教監(jiān)督權，削弱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政教集權。清朝還創(chuàng)立金瓶掣簽法（1792年），使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制度受到中央政府的嚴格控制和監(jiān)督。通過以上措施，清朝較成功地解決了蒙古僧俗封建主爭奪和操縱宗教上層人物的繼承問題，使蒙古封建主的政教兩權完全分開。

　　其次，分而治之。清朝統治者根據蒙古各部先后投附及親疏利害關系，采取區(qū)別對待的政策，大致分為三類：一是脫離蒙古地區(qū)而分布于京師和全國各地的八旗蒙古，它是清朝軍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由原來的蒙古封建領主制轉化為盟旗制度下的蒙古。盟旗制度是在蒙古地區(qū)廣泛設立的地方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旗是蒙古地區(qū)的主要行政單位，設有扎薩克、協理、章京等官職，以管理全旗的土地和人民，扎薩克采用世襲制。旗以上機構為盟，設正副盟長，從各旗扎薩克中選任。三是總管旗蒙古。它是清朝直轄領地，受嚴格的軍事控制，“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魏源《圣武記》，中華書局1984年版），清朝政府派遣將軍、都統直接統治總管旗蒙古，剝奪了蒙古貴族原有的特權。清朝在統治體制上，將蒙古分為三大部分，便于控制。八旗蒙古在整個蒙古中地位最高，與八旗滿洲享有同樣的俸祿、科舉、任官等特權，其上層人物也是清朝的高級官吏。八旗蒙古很大程度上已滿洲化，而且自認為與滿洲人同屬旗人，但他們畢竟是蒙古人，并且部分保留蒙古族的生活習慣和語言文字，所以令其管理外藩蒙古人，既能減輕民族抵觸心理，又能達到控制的目的。清朝雖然實行盟旗制度，承認了蒙古王公擁有一定的政治、軍事方面的自治權利，但仍擔心蒙古聯合起來反抗清朝統治，因而也加強了對蒙古的控制。具體做法是在蒙古地區(qū)劃分眾多盟旗，以此“眾建以分其力”。據統計，漠南蒙古分為6盟51旗，漠北蒙古為4盟86旗，漠西蒙古為9盟63旗。全蒙古共19盟200旗。蒙古草原上如此眾多而規(guī)模狹小的封建領地，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很難形成統一的政治力量而威脅清朝的統治。

　　最后，軍事控制。清朝統治者在統一女真和蒙古各部的過程中，深知蒙古貴族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入關后，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對蒙古武裝加以利用，使之成為統一的重要支柱，同時又防止其勢力坐大，以便于控制。首先，建立了以滿洲大臣為核心的軍事統治體系，清朝平時任命蒙古參贊和副將軍統率蒙古軍隊，有事則由駐防將軍、大臣奏調。而這些將軍、大臣多為滿洲貴族，行使對蒙古地方武裝的監(jiān)督、控制、指揮大權。其次，實行檢閱制度，規(guī)定每三年對蒙古進行一次壯丁調查，核對服役人數，嚴罰蒙古王公隱瞞壯丁以擴充各自勢力的行為。兵丁裝備不整齊、訓練素質不達標，就對旗扎薩克予以處罰或撤換不稱職的旗官員。再次，限制蒙古人購買兵器。清朝規(guī)定，包括扎薩克王公在內的蒙古人倘若購買兵器，必須具文呈報理藩院核準，否則拒發(fā)出口信票。如果采購數量較大，須由理藩院上報朝廷聽候批準，任何人不得超過所批準的數字，否則不僅沒收違法多買的部分，而且要對當事者治罪。清統治者通過以上辦法，達到了既利用又控制蒙古地方武裝的目的。

　　總之，滿洲皇帝對蒙古的基本政策是與蒙古貴族廣泛建立聯盟，使之成為其政權的可靠支柱。滿蒙聯盟使?jié)M蒙貴族利益一致化，從而有效地消除了來自蒙古方面的不穩(wěn)定因素，維護了國家統一與邊疆穩(wěn)定。直到清末，蒙古地區(qū)在長達200余年的時間里幾乎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反清斗爭和其他社會動亂，這說明清朝對蒙古的聯盟與防范政策確實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不僅如此，滿蒙聯盟還促使蒙古貴族效忠清王朝，打擊敵對勢力，不但保護和拓展了清朝的北部疆域，而且鞏固了清朝在中原地區(qū)的統治?？梢哉f，清朝以滿蒙聯盟為核心的治蒙政策，使蒙古勢力由原來威脅清王朝統治的不安定因素轉變?yōu)榫S護清朝長治久安的鋼鐵長城，正如康熙皇帝所言：“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清圣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欽定理藩院則例》滿蒙漢諸本整理與研究”（17ZDA208）階段性成果）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06月27日第5版  作者單位：大連民族大學東北少數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