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價值與局限

楊 珍

滿文資料與漢文資料在清史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筆者曾在《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光明日報》2016年6月1日第14版）一文中認為，清史研究要滿漢史料并重，同時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此外，筆者在教學科研中進一步提出要重視滿文史料，強調(diào)從滿文史料中發(fā)掘歷史真實。那么既然滿漢史料并重，為什么還要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既然指出滿文史料的局限性，為什么還要強調(diào)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何為“滿漢史料并重，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

筆者認為，清朝史事的記載，有的僅存于滿文檔案，有的僅見于漢文檔案，還有的相關記載在滿漢兩種檔案史料中均有，但所記內(nèi)容或有一定差異，記載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必須對滿漢檔案史料同樣重視，相互參照，這樣才有可能比較全面和完整地了解當時的情況。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要“滿漢史料并重”。然而，為什么又說要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呢？因為綜觀百年來清史研究成果，無論作者是否懂滿文，除少數(shù)專題研究外，大多數(shù)學術論著運用漢文史料的數(shù)量遠遠多于滿文檔案的數(shù)量。這是由滿文檔案數(shù)量相對較少、難以反映歷史全貌所致，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如果主要依靠滿文史料進行清史研究，在大多數(shù)專題研究中可能會出現(xiàn)“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情況。

因此，“滿漢史料并重”是我們運用清代史料時應當遵循的原則：“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是我們對清史研究中滿漢史料運用情況的客觀認識，兩者并不矛盾，是對主客觀兩方面實際情況的概括。

滿文史料的局限性和重要性

客觀認識滿文史料存在的局限性，目的是要對清史研究所依據(jù)的史料有全面的認識，而不是片面否定滿文史料的重要性。滿文史料雖然有局限，但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文字史料所無法取代的。特別是在具體學術專題研究中，滿文檔案可以澄清漢文史料里因漢譯造成的誤解或歧義。例如，清朝入關初期，多爾袞稱“皇父攝政王”。稱號中的“皇父”二字，引出“太后下嫁”之說，即認為順治帝母親孝莊皇太后下嫁多爾袞，此為至今爭論不休的清初疑案之一。筆者在《多爾袞稱“皇父攝政王”新探》（《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中通過將“皇父攝政王”稱號的漢文與滿文檔案中的原文加以核對，并對滿文原文進行了完整的詮釋，發(fā)現(xiàn)多爾袞稱號的滿文表述中，并無“皇父”二字，從而證實“太后下嫁”說的依據(jù)并不存在。

多爾袞稱號的滿文表述“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直譯為“攝政的汗的父王”。滿文中“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不是“皇父”。漢譯將“han i ama”（汗的父親：音譯：汗依阿瑪）從“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詞組中分離出來，移至句首，就成了漢語里“皇帝的父親”，即“皇父”。因此，“han i ama”被分離前置，從而譯成“皇父”，是原文結構改變導致原意改變后的誤譯。滿文凡稱“皇父”必是“han ama”，從未以“han i ama”（汗的父）或“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指稱“皇父”。多爾袞滿文稱號中“汗的父王”漢譯時被誤譯為“皇父”，造成多爾袞是皇父的錯覺。

因此，針對滿文檔案的特點，研究者在清史研究中既要看到滿文史料的局限性，也要看到滿文史料的重要價值，這樣才能對其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有客觀清醒的認識，在學術研究中更好地運用滿文檔案。

重視其他文字史料

要研究清史，除滿漢文史料，留存至今的清代蒙文檔案以及其他文字的史料也有重要價值。根據(jù)《清史資料》第1輯，由供職清廷的法籍傳教士白晉（1656—1730）所寫的《康熙帝傳》（中華書局，1980年）記載，1697年白晉寫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秘密報告，生動描述了康熙帝的體型、容貌特征、口才、書法、音樂喜好、騎射技藝、衣食住行、生活習慣、待人接物以及如何學習數(shù)學、如何操作科學儀器諸方面的情況。此外，該報告還述及康熙帝為政風格、宮廷人員情況及朝內(nèi)外一些重大事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康熙三十一年俄羅斯商人義迭思〈聘盟日記〉》記載，康熙三十一年（1692），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特派義迭思為欽差出訪中國。他在《聘盟日記》中詳細描述了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索額圖招待他的家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nèi)書房攜手客舍，桌椅精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桌單。……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胥對淋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臠切魚肉，層層迭磊，上貼鮮細花草，列于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shù)道，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筵有優(yōu)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歷史檔案》2004年第4期）這說明，清入關50年后，盡管康熙帝仍倡導簡樸，但朝臣的生活已趨于奢華。外國記述者大都站在第三方立場，根據(jù)目睹耳聞或親身經(jīng)歷，以一種局外人的眼光觀察清廷的人和事，可作為滿文、漢文史料的重要補充。

因此，我們不僅要滿漢史料并重，而且對任何文字的史料都要予以同樣重視。從歷史研究角度看，一件史料的價值不在于它是何種文字的記錄，而在于它是否承載了完整真實的信息，全面客觀地反映了當時情況。那種認為某種文字史料優(yōu)于其他文字史料的說法，在歷史研究中是不能成立的。

客觀認識滿文史料價值

指出滿文史料的局限性，只是為了提供對滿文史料的客觀認識，不能引申為給青年學者學習滿文“潑冷水”。事實上，要了解滿文史料有沒有局限性，局限性為何，重要性為何，首先就要學會滿文，并從事運用滿文檔案的研究實踐。換言之，學會滿文是客觀認識滿文史料特點和作用的前提，而且這種認識也只有在使用滿文解讀滿文檔案的過程中，方能不斷深化。所以，了解滿文史料的局限性對學習滿文實有裨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運用滿文史料時揚長避短，更好地發(fā)揮滿文和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總之，我們強調(diào)學習滿文史料的重要性，是為了反思過去曾有的一種片面觀點，即認為清史研究只要有漢文史料就足夠了。同樣，我們指出滿文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因為要警惕目前出現(xiàn)的另一種傾向，認為清史研究主要依靠滿文檔案。上述兩種傾向都失于偏頗，筆者認為：滿漢史料并重，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仍然是運用清代檔案史料的一個重要原則。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4月10日 第4版，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