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書：講述真實的商王朝

 王曉暉

　　甲骨文系商代“王家檔案”的說法，蓋源于20世紀50年代陳夢家的意見。此觀點一出旋為我國檔案學界所吸取采納。然而，亦有許多學者的意見與此大相徑庭。學界長期以來研究、爭論的焦點在于——甲骨是否屬于檔案？是否能夠?qū)⑵湫再|(zhì)加以明確？在論述這一問題之前，根據(jù)甲骨出土分布區(qū)域相對集中，數(shù)量較大，卜甲、卜骨分類埋藏和埋藏甲骨施以夯土等客觀情況，不妨統(tǒng)稱其為甲骨文書。

　　歷史的角度 具備檔案特征

　　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縱觀中國古代文字發(fā)展史，甲骨文既非其起源，亦非其終結(jié)，它靜靜地存在于歷史進程之中。甲骨文這一成熟的文字形態(tài)的定型，并非一日之功，其發(fā)展、演進和變化自有承續(xù)和規(guī)律可以遵循。那么，從周人對甲骨的存放方式進行探究，或可幫助我們理解商人對待甲骨的某些行為。

　　在周邦國的“根據(jù)地”——周原鳳雛窖穴H11和H31就曾出土了總數(shù)17000余片的甲骨，其中，卜甲占16000多片，卜骨不多僅占很小的部分，而且確實是卜甲和卜骨分藏。另外，1975年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葬出土的1萬多片龜甲，所選用的也全是腹甲和背甲。這兩個例子說明，在龜甲的貯藏和使用方面，商周兩代極為相似，且周代文字與商代文字屬于一個系統(tǒng)（崔波《甲骨占卜源流探索》），無疑說明其具有歷史的連續(xù)性和傳承性。

　　王宇信在《周原出土商人廟祭甲骨來源芻議》（《史學月刊》，198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不僅從我國的古代宗法制度考察，可以否定周人在周原立商王廟并祭祀商代先王的說法，而且可以認定，H11:1、H11:82、H11:84、H11:112等廟祭甲骨應為商人之物……紂王兵敗身死之后，西周王朝建立，周人由商朝附屬之國而一躍成為天下之共主，自然奪取了商王朝的一切權力、財富和奴隸?！妒酚?middot;周本紀》云：“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寶）玉。”《逸周書·世俘》載：“凡武王所俘舊（商）玉有百萬。”而來自周族的那些商王朝的貞人們，自然熟知他們所卜甲骨的利害關系以及藏處。周武王滅商以后，設立三監(jiān)、分封諸侯，西歸鎬京之時，接受商俘獻出的廟祭甲骨并帶回故里，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著名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H3坑中，負責埋葬甲骨的人先從坑邊的腳窩下至坑底，將東北角、北邊、西邊的卜甲鋪好，然后再將大批的甲骨倒入坑內(nèi)，隨即填上灰土、黃土，并進行夯打，在黃夯土上再填一層灰土，與當時的地面平齊……在殷墟墓葬的發(fā)掘中，墓內(nèi)大多數(shù)填土都經(jīng)過夯打……夯打的目的在于保護墓主遺骨與墓中隨葬品的安全。甲骨坑上部的填土被夯打，其目的應與之相似，即埋藏甲骨的人希望這些神圣之物，永遠安寧地長存于地下，免遭他人褻瀆。（《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這說明了甲骨的隨葬祭祀屬性。

    通過對商人處理甲骨的方式以及周人保存甲骨的方式加以分析考證，已經(jīng)對于甲骨的禮儀和祭祀性質(zhì)有了明確的定位，那么這些甲骨在當時并不符合今人所謂的檔案定義，但是客觀上卻體現(xiàn)了對檔案保護、延續(xù)的特征，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這些甲骨文書，這些記載先民活動的文字資料，在今天無疑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檔案。

    辯證的方法 簡冊與甲骨一脈相承

    諸多學者曾經(jīng)提到，許多甲骨在首次使用后，還要再保留一段時間，即商王有時候會與史官一起作出判斷，事后也會經(jīng)常親自省視卜辭記錄并加以驗證，在骨臼處刻上省視者、日期和驗證結(jié)果。同一片甲骨數(shù)次占卜的時間間隔前后竟會達到數(shù)日、數(shù)十日乃至數(shù)百日，如“今夕”、“今日”和“旬”、“月”、“歲”等這樣的時間記載。在等待驗證結(jié)果之前的卜辭，較之于經(jīng)過卜刻記錄驗證結(jié)果這一特定時間內(nèi)，甲骨文書則具備了所謂檔案的特征。

    方新德在《甲骨檔案“冊六”說前人已加糾正》（《檔案管理》，198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甲骨文中常會出現(xiàn)抄錄竹簡文字的現(xiàn)象。無獨有偶，李學勤在《竹簡卜辭與商周甲骨》（《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一文中也指出，卜用甲骨無字，不等于說當時沒有卜辭記錄，只是不曾契刻在甲骨上面。《周禮·占人》云：“凡卜筮既事，則系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玄注：“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系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在這里所說的“策”即簡冊。在《尚書·金縢》中記載了周公卜龜，事畢“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冊正是指記錄卜辭的簡冊。將卜辭記錄在簡冊之上，應該是古代通行的方式。這樣看來，商周甲骨卜辭以至戰(zhàn)國時期的竹簡卜辭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在細節(jié)上雖有出入，卻屬于同一卜法傳統(tǒng)。卜骨的卜兆較之于簡冊所載卜辭應可視為某種意義上的原始檔案，那些記載卜辭內(nèi)容的簡冊也應該在某種程度上被視作檔案。

    發(fā)展的眼光 影響力綿延不絕

    崔波曾詳細梳理了原始占卜用甲骨及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的卜骨資料，而且論證了海岱地區(qū)以及長江流域史前文化中以龜隨葬的文化現(xiàn)象及其所反映的“龜靈”觀念，乃是殷商文化中“龜靈”、“龜卜”的淵源。也就是說，由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時代初期，商人逐步接受了其東方與南方早已存在的龜靈觀念，并從那里取得了以政治勢力保證的貢品，結(jié)合先商文化原有的占卜習俗，產(chǎn)生出了龜卜。大約是在商代后期，也即殷墟文化前期，龜卜變得更加盛行，而這一運用占卜指引行為的習慣一直延續(xù)到西周、春秋、戰(zhàn)國、秦漢……利用和保存甲骨的歷程是在不斷發(fā)展、運動和變化著的，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甲骨文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考古資料的不斷發(fā)現(xiàn)，對甲骨文書檔案性質(zhì)的研究還會有更多的收獲與發(fā)現(xiàn)。

    甲骨卜辭本身是否被商人視作“王家檔案”，應基于當時的思想認識水平。商人對于甲骨這樣的“玉靈圣品”應該是頂禮膜拜并不敢有絲毫的褻瀆之意，而且從考古發(fā)掘的事實也證明了棄之不用的甲骨，仍然有著通天地、敬鬼神、祭祖先的“靈性”，所以，必須瘞而埋之，方顯出慎終追遠之意。當然，不排除甲骨卜辭在制作、占卜的過程中暗合了后世檔案的某些特征或?qū)傩?，也不排除比甲骨難以保存的簡冊等真正意義上檔案的湮滅消失。唯有對甲骨的檔案屬性持動態(tài)、辯證、發(fā)展的觀點，方能解釋中華文化、甲骨文字和歷史文明傳承有序、連綿不絕的影響力，方能解釋那些典章文獻和禮樂制度為何能以一種頑強的形式從古至今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繁榮。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