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流放漢北考

周秉高

    摘  要：屈原在楚懷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間被迫離開郢都來到漢北，其所游歷的地方，至少可包括鄖襄一帶。在離開郢都即將踏流放漢北之路時，即懷王十六年，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在漢北期間，即懷王十七年，他創(chuàng)作了《抽思》。

    關(guān)鍵詞：屈原；疏；放；漢北；北山；郢陽

    屈原流放到過漢北。清代一些著名的楚辭學(xué)家對此已有所說明。如，王夫之《楚辭通釋》在釋《九章•抽思》時云：“此追述懷王不用時事。時楚尚都郢，在漢南，原不用而去國，退居漢北。”[1]林云銘《楚辭燈》在《抽思》注的結(jié)語中亦寫道：“今讀是篇，明明道出‘漢北’、‘不能南歸’一大段，則當(dāng)年懷王之遷原于遠，疑在此地。”[2]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在解讀《抽思》一詩時就說得更加明確，其云：“此敘謫居漢北以后……漢北，今鄖襄之地。原自郢都而遷于此，猶鳥自南而集北也。”[3]蔣驥第一次明確地提到屈原到過“鄖襄之地”?？上У氖牵宕@些楚辭學(xué)家只是根據(jù)《抽思》中“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這兩句詩作出的判斷，而未能作充分展開和詳細論證。

    歷史上，從漢代司馬遷、劉向等人到宋代洪興祖，對懷王朝時屈原被放一事一直持正面態(tài)度，但其后總有一些人表示懷疑。因為《史記•屈原列傳》寫懷王朝時只是“王怒而疏屈平”，只有到頃襄王朝時屈原才被“怒而遷之”，而根據(jù)《離騷》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人們認為此詩只能作于屈原被放之后，因此有些人就對劉向、王逸和洪興祖等人的關(guān)于《離騷》寫作背景的說法開始產(chǎn)生懷疑。肇其端者，乃宋人朱熹。他的《楚辭集注》名為“既集王、洪騷注”，實際上對于王逸、洪興祖注中明言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文字，不是刪節(jié)就是將“放”字統(tǒng)統(tǒng)改為“疏”字。（注一）朱熹疑端一開，楚辭學(xué)史上圍繞《離騷》寫作年代的兩派爭論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甚至可以說到了十分混亂的地步。20年前我將有關(guān)這場論爭的資料加以匯綜、梳理，發(fā)表過兩篇文章，一篇題為《〈離騷〉不過能作于頃襄王時代》，一篇題為《評朱熹對〈離騷〉寫作年代的改動》，采用的是排他法。由于資料的局限，我當(dāng)時只能從《離騷》表現(xiàn)的當(dāng)時楚國形勢和屈原對懷王的感情這兩個方面進行證明，而未能正面解釋司馬遷《屈原列傳》中“王怒而疏屈平”這個記載。朱熹及其后來不少人把“疏”與“放”截然分開，認為是兩碼事，似乎遇“疏”尚在朝中，被“放”才離國都，所以他們認為《離騷》不可能寫于懷王“怒而疏屈平”之后。現(xiàn)代著名的楚辭學(xué)大家游國恩先生也這樣認為，他寫道：“從前注《楚辭》者，但見《史記》本傳于‘王怒而疏屈平’之后，即接敘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遂多謂《離騷》作于懷王朝，那時屈原尚未被放。這是由于拘泥《史記》本傳，沒有注意《離騷》本文，其實是不對的。” [4]顯然，游國恩先生也認為“疏”不等于“放”。還如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已故研究員胡念貽先生，盡管他反對《離騷》作于頃襄王朝說，但他也反對作于懷王十六年到十七年說，其《先秦文學(xué)論集》中寫道：“司馬遷在《屈原列傳》里說‘王怒而疏屈平’，屈平便作《離騷》，把屈原作《離騷》以前和懷王的關(guān)系說得這樣簡單，毫無曲折，顯然和《離騷》不合。”因此，他堅信“屈原寫《離騷》的時間，不可能在懷王朝初被疏時”。[5]（注二）在沒有鐵證之前，他們的說法似乎不無道理。

    那么，在先秦時大臣的“疏”與“放”是否為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呢？經(jīng)過對古籍的反復(fù)查檢，發(fā)現(xiàn)朱熹以后直至今天不少人的看法似乎與先秦兩漢時人的看法相左。《左傳》宣公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wèi)”句下唐人孔穎達疏文中引用了漢代學(xué)者孔安國的一段話，這對于我們今天理解“疏”與“放”的同異十分重要?？装矅捲疲?ldquo;是放者，有罪當(dāng)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義。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6]這段話告訴人們，先秦時大臣被“放”有兩種情況：一是臣有罪而國君“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二是臣無罪而“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義”。司馬遷與孔安國都是漢武帝時代人，所以對“放”的認知，他與孔氏自然完全相同。司馬遷不同幾處的文字表明，先秦時大臣的“既疏”與“放逐”二者異文同義。他在《屈原列傳》中云“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7]；《太史公自序》中則云“屈原放逐著《離騷》”[8]，《報任少卿書》中亦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9]。將這三則史料并列在一起判斷，可知在司馬遷眼中，“疏”與“放”顯然同義，此與孔安國的注文完全吻合。可是，后人對這兩個概念的認知漸漸發(fā)生偏頗，大多只看到“異”而忽略了“同”。朱熹是個大學(xué)問家，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未能達到孔穎達的知識范圍，所以他不僅將王、洪騷注中關(guān)于屈原懷王朝時被“放”的文字刪改殆盡，而且在《楚辭辯證》中講到王逸釋“離騷”之意為“言己放逐離別”時，他還明確斥責(zé)道：“此說非是”[10]。由于他知識的欠缺而引發(fā)的疑端，挑起了楚辭學(xué)史上這場至少長達800年的混戰(zhàn)！

    搞清了先秦大臣“疏”與“放”在政治舞臺上的異詞同義問題，屈原是否到過漢北和《離騷》寫作年代這兩個問題也就清楚了。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載曰：“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11] 《荀子•修身》有云：“諂諛者親，諫爭者疏”[12]，這是說政治舞臺上“疏”的對象就是“諫爭者”。又，《漢書》有云：“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13]因此，“王怒而疏”就是王怒而疏“諫爭者”，就是“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故屈原被“疏”，“亦是放逐之義”。劉向《新序•節(jié)士篇》載曰：“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于齊，以結(jié)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子蘭、司馬子椒，內(nèi)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離騷》。”[14] 洪興祖更是根據(jù)《楚世家》、《屈原列傳》和《張儀列傳》等史料所載，斷定“屈原逐放于外，乃作《離騷》，當(dāng)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15] 《離騷》結(jié)尾寫道：“陟升皇這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以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的居。”從這幾句判斷，屈原當(dāng)時似乎已經(jīng)離開國都，但還尚未遠去，尚未到達漢北，故洪興祖之說十分準(zhǔn)確。而清人根據(jù)《九章•抽思》的內(nèi)容又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懷王朝時屈原被放的地點在漢北，在鄖襄一帶，也就是說，屈原到漢北之后又寫作了《抽思》。這些資料，前后呼應(yīng)，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證據(jù)鏈。古人元典在此,后人焉能說三道四?

    我們講屈原在楚懷王十六年至十七年間到過鄖襄，到過漢北，除以上資料可作證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佐證。那就是《抽思》的文本內(nèi)容?！冻樗肌纺饲?，這在學(xué)術(shù)界并無異議，所以這首詩對于證明屈原到過漢北一事尤其重要。清代學(xué)者有所發(fā)現(xiàn)，但論證不夠，故作如下補充。

   《抽思》云：“數(shù)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 在這首詩里，“蓀”指懷王。而屈原曾“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驕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14]這里的“不聞”、“不聽”，是在說，王“怒”之后，屈原曾“三諫不從”。因此他“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其自鎮(zhèn)。”[16]屈原因為懷王對自己的“陳辭”“不聞”“不聽”，故十分傷心，“愿搖起而橫奔”。對此“橫奔”一詞，王逸以來諸多學(xué)者均未解釋清楚。林云銘釋為“不候命而擅行”[17]，義近正確而言之不詳。晉朝杜預(yù)《春秋釋例》有云： “‘奔’者，迨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點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國。’”[18]這里兩次講到“以禮”。“奔”乃“不以禮出”，“放”才“以禮”而行。今查《禮記•曲禮》，果然有“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其原文云：“大夫、士去國，逾境為壇位，鄉(xiāng)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撤綠，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dāng)御，三月而復(fù)服。” [19]杜預(yù)曰“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可見“王怒而疏”之后，屈原定有“待放之禮”，只是開始因為十分困窘情緒激動，“愿搖起而橫奔”，即擬不按禮數(shù)“逃死四鄰”，這就意味著要與懷王徹底決裂，但“覽觀眾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己身，自鎮(zhèn)止而慰己也。”[20]其后“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這自然是“以禮見放”了。孔安國有云：“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總之，將《抽思》文本與《禮記》、《釋例》等典籍所載結(jié)合在一起研究，就可搞清“王怒而疏”之后屈原被迫離開郢都放到漢北的大致情況?？梢哉f，《抽思》文本所寫，不僅與司馬遷《屈原列傳》所載完全一致，而且還補充了其不足。

    另外，《抽思》有云：“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21]這個細節(jié)對于搞清屈原被放漢北的時間尤其重要。關(guān)于“北山”一詞，歷史上解說紛紜。

    王夫之《楚辭通釋》云：“北山，襄鄧西北，兆楚塞之山。”[22]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云：“漢北之山。”[23]

    馬茂元《楚辭注釋》云：“北山，可能是郢都附近的山名。一說指郢都北十里的紀城。一作‘南山’，泛指遠望中的南方的山。”[24]

    饒宗頤《楚辭地理考》云：“懷王入秦，故屈子舉以為言。《抽思》之‘北山’，大約亦指嶓冢一帶之山，漢水以北近秦之山也。按‘紀山’又名‘北山’，迄無實證。”[25]

    ……

    歷史上所有這些關(guān)于《抽思》“北山”的注釋，無論否定、懷疑，還是模糊、近似，總之均無饒宗頤先生所說的“實證”。其實，《抽思》“北山”含義明確，且有實證。我在寫《楚辭原物》一書時翻檢古籍，在《漢書•地理志》中找到了實證?！稘h書•地理志》“漢中郡”名下有“旬陽”（亦寫作“郇陽”）縣，班固在此條下注曰：“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26]這條注文證明了王夫之、蔣驥兩人上述注文的可信，同時也證明了馬茂元、饒宗頤等人觀點的謬誤。旬陽，本為楚國疆土?！稇?zhàn)國策•楚策一》載蘇秦語曰：當(dāng)時楚國，“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27]《史記•蘇秦列傳》亦載此語。那么，屈原為什么“望北山而流涕”呢？《史記•楚世家》載：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zhàn)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漢中之郡。”[28]當(dāng)然，“北山”也就隨之淪為秦國的疆土了。丹陽慘敗是懷王不用屈原之策而造成的惡果，屈原對此當(dāng)然會痛心疾首，何況他是一個愛國者，見之情景，又怎能不“望”而“流涕”呢！《抽思》有云：“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丹陽之役在春天，屈原“望北山而流涕”在“孟夏”，其時間前后銜接，正好吻合。又，既能“望”，表明距離不會太遠。據(jù)《地理志》載，漢朝時的“漢中郡”包括十二個縣，其中除“旬陽”外，還有“上庸”、“長利”（后注“有鄖關(guān)”三字）。[29]“長利”就是今日之“鄖縣”，但楚懷王十七年時隸屬漢北，尚未淪陷。由《地理志》可知，鄖縣與旬陽縣距離并不太遠。而當(dāng)代的地圖也表明，隸屬十堰市的鄖縣，與隸屬安康市的旬陽市相距并不太遠。因此，《抽思》中“望北山而流涕”這個細節(jié)有力地證明，懷王十七年時，屈原正好在漢北、在鄖陽一帶。

    屈原在漢北的時間不長。《荀子•大略》“絕人以玦，反絕以環(huán)”句下有注曰：“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huán)則還；與之玦則絕。”[30]屈原在漢北的最后結(jié)局正是如此，劉向《節(jié)士篇》載曰：丹陽、藍田之役后，“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復(fù)用屈原。”[31]但未恢復(fù)原職，只是“使于齊”。

   《尚書•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句下有疏曰：“放者，使之自活。”[32]《太甲》“伊尹放諸桐”句下有注曰：“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33]正因為流放只不過是“使之遠離國都”，“使之自活”，所以屈原在漢北時，人身還是比較自由的，如林云銘所說“未嘗羈其身”[34]，可以到處游覽。漢北是個寬泛的概念，包括鄖襄大片土地，甚至據(jù)說遠及河南南陽一帶。河南西峽距鄖縣很近，2013年中國屈原學(xué)會在西峽開會，看到那兒有不少屈原的遺跡和影響，如屈原廟等，可知屈原當(dāng)年也確實到過彼處。

    結(jié)論：

    屈原在懷王十六年至十七年期間被迫離開郢都來到漢北，其所游歷的地方，至少可包括鄖襄一帶。在離開郢都即將踏流放漢北之路時，即懷王十六年，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而在漢北期間，即懷王十七年，他創(chuàng)作了《抽思》。

    注一：詳見拙著《風(fēng)騷論集》中《評朱熹對〈離騷〉寫作年代的改動》一文。

    注二：30多年前，胡念貽、湯炳正等先生對游國恩先生主張的《離騷》作于頃襄王時代的三點根據(jù)一一作了駁斥。我曾在《〈離騷〉不可能作于頃襄王時代》（已收入《楚辭解析》一書）一文中做了詳盡介紹，并且還補充了兩條根據(j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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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馬茂元. 楚辭注釋[M].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P356.

    [25] 轉(zhuǎn)引自黃靈庚.楚辭章句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P1470-P1471.

    [27] 戰(zhàn)國策[M].上海:上海書店.1987.卷14(楚策P20).

    [32][33] 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P129、 P163.

    作者簡介：周秉高(1945—)，男，江蘇海門人，全國41所高校聯(lián)辦之《職大學(xué)報》主編、中國古代文學(xué)教授、中國屈原學(xué)會副會長、內(nèi)蒙古科技大學(xué)等高?？妥淌冢小肚x解析》（1992年）、《風(fēng)騷論集》（1995年）、《新編楚辭索引》（1999年）、《楚辭解析》（2003年）、《楚辭原物》（2008年）、《全先秦兩漢詩》（2012年）和《楚辭故事》（2013年）等專著，并發(fā)表論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