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升與包頭的不解之緣

竇 瑛

清乾隆二年（1737年）的時候，包頭還只是博托河畔的一個小村，只居住著一些零散商戶和出邊墾殖的農民。到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春，居民日漸增多，于是將善岱巡檢移設包頭，改村為鎮(zhèn)，歸薩拉齊廳管轄，設把總一員，有100多名駐兵，維護地方治安。道光三十年（1850年），黃河改道，原托克托城南的河口鎮(zhèn)被水淹沒，包頭南海子渡口取而代之，老包頭的商業(yè)經濟因此興旺繁榮，一躍而成為黃河中上游的水運樞紐和皮毛集散重鎮(zhèn)。包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鎮(zhèn)，與一個叫馬升的人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一

    馬升，四川太平縣（今萬源市）官渡鄉(xiāng)瑪瑙溪人，生于1827年，卒于1889年，在風云激蕩、烽煙四起的清朝任大同總兵，駐防包頭，從而與包頭結下了不解之緣。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陜、甘、寧等西北地區(qū)的回民紛紛起義，奮起反抗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其中以馬化龍為首的寧夏金積堡回民起義軍向東推進，其勢力波及至鄂爾多斯、包頭、薩拉齊、托克托、清水河等地。同治四年(1865年)冬，馬化龍率領的回民軍逼近包頭，襲擊包頭西20里的韓慶壩村，把總盧某被殺，包頭社會一時之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大同總兵馬升就是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來包頭鎮(zhèn)駐防的。關于此事，清王先謙的《東華續(xù)錄·同治三》是這樣敘述的：“回匪由中衛(wèi)竄至包頭，該處商民輻奏，防兵疲乏，又無將領統率，實非所宜，著福興即憑調總兵馬升，轉扎包頭……”。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回民軍迂回出擊，由草地向包頭、歸化進發(fā)，烏里雅蘇臺將軍德勒克多爾濟見軍情緊急，趕赴歸綏，會同歸化城將軍裕瑞，籌劃包頭等處的防務事宜，除將防河保的官兵撤回包頭外，又調駐扎一間房的大同官兵來包頭，交由馬升分布防守。似乎還覺得不夠穩(wěn)妥，又調來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300名蒙古兵留守包頭，調察哈爾步兵400名，馬隊蒙古兵700名來包頭協同防守，包頭于是成為抵御回民起義軍的前沿陣地。

    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陜、甘總督左宗棠為了堵擊回民軍向內蒙古、陜西等地區(qū)進發(fā)，在黃河沿岸布置了防線，包頭鎮(zhèn)內也修筑了糧臺、炮位、兵站，駐扎了清兵。但仍有甘、寧回民軍假扮客商，由水陸兩路經包頭到歸化、綏遠購買馬匹、武器等軍需物資。清廷偵察得知后，急命甘、寧、綏將軍嚴加防守。馬升于是派兵在沿黃河各渡口逐段設防，并且在包頭的北梁上修建了東、西兩座營盤，東營盤駐扎步兵，西營盤駐扎騎兵。

10月，為了防止黃河結冰期間回民軍來襲，馬升在督率兵將嚴加防范的同時，發(fā)動包頭鎮(zhèn)商民協助駐軍浚壕筑墻，使包頭鎮(zhèn)外圍有了初具規(guī)模的防衛(wèi)土墻。果然到12月，馬政和等回民軍領袖便率部渡河襲擊包頭鎮(zhèn)和昭君墳，大股則集結在十里長灘等處。馬升率包頭、托克托兩路官兵分路出擊，回民軍向西退去。之后馬升即駐扎包頭，并派兵把守中灘、昭君墳等地。到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四月，包頭鎮(zhèn)以西至磴口黃河北岸，回民軍蹤跡漸無，包頭的防務壓力才有所緩解。

二

在對回民起義軍鎮(zhèn)壓的過程中，清朝政府深切地認識到了包頭鎮(zhèn)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因此，在包頭鎮(zhèn)駐防之時，為了加強防御，馬升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協同當時的包頭巡檢崔際平，督修包頭城垣，“闔鎮(zhèn)商民，率皆踴躍從事……累月積年，費資至逾巨萬”（民國劉澍《包頭市志》），歷時3年而工程告竣。

當時所筑包頭城垣，城墻全為土筑，高1丈5尺，底基寬2丈，墻頂寬1丈，雉墻高6尺，厚1.5尺。辟有西、南、東、東北、西北五座城門，城垣周長14華里，城內面積不足3平方公里，城外還挖了深3尺的護城壕，城墻四角筑有臺墩，墩“高與城齊，頂上縱橫各三尺，面積九方尺”。雖然不夠雄偉，但包頭鎮(zhèn)從此確實是擁有了像模像樣的城池，軍事防御能力顯著增強，即使在后來匪患猖獗的時候，城中商戶和居民的安全也賴以保障，未曾遭受太大的損失?！吨^城碑記》說：城墻修成之后，包頭鎮(zhèn)“逆風已靜于鄰疆，商賈皆安于市肆，鵝鶴無驚，雞豚皆息。”這樣的評價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在修筑包頭城垣的同時，馬升還利用筑城剩余材料，在城內西街興建了稱為西閣的閣樓，東西穿開門洞，閣頂垂檐斗拱，每面4根明柱，內塑觀音菩薩和韋陀神像，取護佑黎民之義。西閣之上，還懸掛一把鐵戟，長約2丈，重200余斤，戟上刻有“記名簡放提督軍門鎮(zhèn)守山西大同等處地方統轄雁門三關總鎮(zhèn)都督府冠勇巴圖魯馬”等字樣，民間傳說是楊家將的兵器，實際上是為表彰馬升戰(zhàn)功而鑄造的紀念物，戟尖對西，以示鎮(zhèn)西之義。

馬升在包頭的作為和貢獻，遠不止此。包頭地形背山而面河，呈北高南低的態(tài)勢，一到雨季，來自城北山上的洪水，不僅對城垣造成直接的沖擊，而且屢有釀成洪災的危險。為此，由馬升主持，在北梁上修筑了東西瓦窯溝和東西水柵，在城內修筑了4個退水口，用以導引山洪下泄，作為排水通道。同時，在建城之初，還在城東北預留了一個水口，以引入城外的水源，作為城內部分地區(qū)的生產、生活用水。這是包頭城最早的水利系統，不僅有效地防止了雨季的洪水災害，也為包頭城的存在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三

馬升駐包頭期間，還集資、督兵興建了妙法寺的呂祖殿和大雄寶殿，據考證，妙法禪寺的寺名即為馬升所題。史料記載，馬升、張樹屏、林成興等幾任駐軍官員，一直是妙法禪寺最大的施主。

為了確保地方安寧，馬升在剿匪方面也是不遺余力。包頭僻處塞外，匪患頻仍。馬升駐包頭之初，有原鎮(zhèn)守官員韓綱、蕭明與匪勾結，殘害百姓，闔鎮(zhèn)商民，叫苦不迭。馬升于是假意宴請蕭明，席間設伏兵，蕭明束手就擒。又召韓綱議事，出其不意將其捕捉。二人被斬首示眾之后，匪盜一時斂跡。

包頭民間多有關于馬升的傳說。據說馬升率部迎擊回民起義軍時被包圍，單騎突圍，一晝夜行800里而抵黃河，正渡河之際，追兵風馳電掣而來。馬升仰天長嘆：“馬被馬追，馬同馬死！”其馬聞言，自水中騰驤而起，凌空飛渡。脫險之后，戰(zhàn)馬長鳴吐血而亡，馬升為其具衣冠甲胄，葬于西營盤內，立碑紀念。

又說馬升深諳堪輿之術，在修造包頭城垣時，他親自騎馬相度地形，讓人循其馬跡筑城，于是一蹴而就。

馬升在平定回民起義中有顯赫戰(zhàn)功，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馬升兩蒙皇帝召見，連賜“御食”，獲授“巴圖魯”勇號，并賞穿四團龍黃馬褂，極盡武臣之榮耀。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馬升離任。

（作者系包頭市志史辦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