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走西口”

刑野

引言

　　說起“走西口”，事實上，許多人只知道“走西口”，而并不知道“二人臺”。我曾到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天津、上海、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寧夏、甘肅、四川等省區(qū)，就地方戲二人臺與內蒙古地區(qū)民族民間藝術的歷史采訪了多方人士，其中不乏文藝工作者，他們不約而同地得出的就是這樣一個結論：僅從字眼上講，就“走西口”這個詞的熟知程度與使用頻率而言，“走西口”比“二人臺”更為普及，流傳更為廣泛。
　　從對流行于各地二人臺的表演風格與藝術特點等方面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這就是：在二人臺演藝圈內從事表演的至2012年具備高級職稱者（一、二級職稱，下同）如武利平、宋振蓮、段八旺、王占昕、王掌良、苗俊英、郭金生、馮來鎖、黃淑芳、張玉蘭等（僅內蒙古地區(qū)），約四十多人；從事二人臺藝術研究者如山西的賈德義、劉鐵鑄等，河北的張萬鷹、白秀等，陜西的郭侯緒、王向榮、劉明德、馬政川等，內蒙古的苗幼卿、王秀玲、李翔等三十多人；從事劇本創(chuàng)作的如呂烈、李野、董舒、苗文琦、閻甫、宋曉崗、郭長岐、張發(fā)、白秀、茅耀光、柳志雄、閻可舒、苗利青等;從事音樂創(chuàng)作的如張春溪、趙德厚、張和勝、車若娟等四十多人;還有老藝術家、老藝人如計子玉、巴圖淖、高金栓、苗文琦、班玉蓮、樊六、劉銀威、劉全、亢文彬、周治家、張挨賓、趙鵬、張占海、溫萬、索燕、杜榮芳、底文杰等，林林總總百余人，他們都是二人臺界的“領軍人物”與“佼佼者”。個中，又有誰不是靠著一曲《走西口》或有關《走西口》的研究而獲得成功甚至稱道一方呢？還有那默默無聞與二人臺“走西口”結下不解之緣的導演、音樂、舞美工作者，何止萬千！特別是，當我親耳聆聽了音樂家李鎮(zhèn)的笛子協(xié)奏曲《走西口》、南維德的二胡獨奏曲《走西口》、張占海的四胡協(xié)奏曲《走西口》后，聽了王鳳云那如泣如訴、催人淚下的女高音獨唱《走西口》之后，再就是，四十年來我收集的二十多出（種）《走西口》腳本，更加堅定了這樣一個信念：《走西口》可以代表二人臺，二人臺不能沒有《走西口》。百余年來，民間就流傳著《打金錢》、《打櫻桃》、《打連成》、《掛紅燈》、《走西口》“三打一掛一走”的口頭禪，可謂家喻戶曉，也是這個道理。由此可見，有多少人是靠唱《走西口》、奏《走西口》、寫《走西口》、說《走西口》、看《走西口》而從事其藝術生涯，并以此為業(yè)、為榮者，同時又隨著“走西口”的演繹而成長并改變著自己的人生的呢。凡晉、蒙、陜、冀蕓蕓百姓，又有誰沒耳聞目睹《走西口》中太春與玉蓮那情切切、意綿綿的表演呢。
　　然則，把話說回來，“走西口”這個詞又不只是單一的劇名，它有如下幾種解釋：

　　 一、“走西口”是中國移民史的寫照

　　史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11），秦始皇為修筑長城，從內地“又遷三萬家于河北榆中（今河套平原），被遷者給予‘封爵一級’的獎勵”（見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一卷大事年表第182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關東連年水災“遷貧民72萬余于今內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陜西西北部、寧夏南部和甘肅西南部”（同上書，第190頁）。又：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間（460-465），“遷大批良家子至武川（駐今內蒙古武川縣西土城）等邊鎮(zhèn)”（同上書，第247頁），這是有關移民的較早的記載。雖然，那時不稱為“走西口”，但可以證明，這為后來走西口的移民開了先河。及至唐、宋、遼、夏、金、元、明、清歷朝歷代，移民風潮延續(xù)不斷，山西、陜西、河北、寧夏的許多歷史文獻與文史資料中，多有記載。民國年間，移民之風達到高潮，如：民國初年有閻錫山調山西兵團駐河套地區(qū)屯墾戍邊，后有許多農墾兵就地轉業(yè)為農，娶妻生子，安家落戶。河北籍大地商王同春興修大后套水利，招募了數(shù)以萬計的晉陜冀寧的農民開發(fā)并興修水利。民主革命時期有段繩武從河北移往大后套數(shù)以千計的男女百姓務農耕墾?？傊?，移民實邊不乏其例，不乏其人?！逗忧h志》對走西口有更加具體、詳細的記述：
　　河曲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河曲舊志載云：“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歲暮而歸。但能經營力作，皆足糊口養(yǎng)家。本境地瘠民貧，仰食于口外者無慮數(shù)千人。其食糜米、麥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氈褐，其村落曰‘營盤’，其居屋曰‘帳房’……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語。”
　　走口外，亦即走西口，始于清朝初期?！睹魇贰?、《明會要》載：河曲屬于明王朝“逼臨巨寇”的“極邊”，韃靼、瓦剌部落，在正統(tǒng)以后，“恃其強暴，迭出與中夏抗”，“屢寇遼東、大同、延安境”，“據(jù)河套，侵擾邊部將百年”。故明代無走西口一說。至清代，版圖擴大?！肚迨プ鎸嶄洝份d，康熙時代有數(shù)十萬山西、山東、河北、陜西的漢民不顧禁令到察哈爾、綏遠一帶墾荒?！肚迨犯?middot;食貨志》載，乾隆初年，又有眾多流民到察哈爾、綏遠一帶墾荒?！督椷h通志》載云：“于是內地人民之經商懋遷者，務農而春去秋歸者，亦皆由流動而漸進為定居、由孤身而漸成為家室……凡經屬近諸旗地，已蔚為農牧并管、蒙漢共居之鄉(xiāng)。”河曲舊縣志又載：康熙三十六年（1697），河保營始與蒙民交易?？芍呶骺谏w始于17世紀后半葉。其所到之處，主要是今河套、后山一帶。河曲人走口外定居者，以數(shù)萬計。河曲1919年總人口為12萬，而1949年總人口僅7.6萬，除劃歸偏關1萬人外，其余減口主要因素是走了口外(參見周少卿總纂：《河曲縣志》卷二十三《禮俗》第五章第一節(jié)第55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這就是說，30年內，河曲銳減3.4萬人。剖析山西河曲縣走西口的歷史可知，僅從漢代以來，就有約三分之一的人民走西口北上。這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凡出走西口的人，幾乎百分之百是具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這就是說，按人口結構測算，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壯年出走了西口，留守故地的多為老弱病殘，因此有“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民歌。這些出走西口的人，他們大部分定居在內蒙古自治區(qū)今巴彥淖爾、包頭、鄂爾多斯、呼和浩特地區(qū)謀生。據(jù)粗略統(tǒng)計，這數(shù)以百萬計的晉、陜、冀、寧移民，有些地區(qū)甚至以這些移民的籍貫、族別、姓氏而形成了村屯，如偏關堡、寧武巷、張家營子、薛家灣等。由此構成自清康熙以來中國四大移民浪潮“冀魯豫闖關東，晉陜走西口，湖廣填四川，廣東福建下南洋”之中的“晉陜走西口”。
　　由此足以證明，“走西口”本身的緣起，首先是移民，歷朝歷代移，當今社會也在移。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移民，移在新土地，移出新生活，進而形成并產生了新的藝術形式，“二人臺”便是一例。

　　二、“走西口”是一首民歌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實難留，
    手拉住哥哥的手，送在村外頭。

　　這首膾炙人口、回腸蕩氣的民歌《走西口》已經流傳了一個多世紀，至今還在傳唱，而且越唱越響亮，越唱越動聽。正是這首土的掉渣、再也通俗不過的民歌，成就了由“西口風”、“西口人”演繹的二人臺之濫觴。是它把“走西口”這一歷史事件描繪得淋漓盡致，把人間的悲歡離合刻畫得入木三分，那數(shù)以千萬計的人民，一代又一代自覺地培育著這充滿泥土氣息的草根文化的生成與發(fā)展。
　　民歌，是靠口授心傳而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的藝術，它具有很鮮明的地域性。所謂“鄉(xiāng)音難忘”、“鄉(xiāng)音難改”，不無道理。正是這首廣泛流傳的民歌，進一步賦予了二人臺頑強的生命力。筆者多年從事音樂創(chuàng)作與民俗研究，四十年來，收集了二百多首有關《走西口》的曲調，其中有三分之一系原始民歌體裁。而應特別指出的是，流傳在山西、陜西、河北、寧夏、內蒙古的同名《走西口》民歌，在流傳過程中，因地區(qū)的差別、語言的差別、風俗習慣的差別等，在演唱中各有千秋。在實地采訪中還發(fā)現(xiàn)，《走西口》竟然還被聞名于世的五臺山寺廟收為佛曲，用中國古老的工尺譜記錄并傳承至今，足見其生命力的強大。

　　三、“走西口”是個劇名

　　近代著名文學家、戲劇理論家王國維說，戲劇，就是“用民歌唱故事”。走西口，從歷史事件產生出民歌，繼而在民歌的基礎上加入賓白、做科，演化為戲曲。劇中人物玉蓮借鑒戲劇的化妝形式，插花打鬢，粉黛包頭，長裙水袖，儼然一位戲劇小旦的裝束，繼而輔之以切末裝置，配之以音樂伴奏，這便不再是民歌演唱，而是一出完整的戲曲表演與故事。
　　需要說明的是，因為《走西口》這出戲的流傳地點不同，表演者對故事理解的水平不同，加之師承關系的不同等，因此，同是流傳于蒙、晉、陜、冀、寧的《走西口》，由此產生出多種表演形式與腳本。更有甚者，倘若西路二人臺的傳統(tǒng)劇目《走西口》只能表演個把小時，那么東路二人臺的傳統(tǒng)劇目《大走西口》則可連續(xù)表演六七個小時。如果說每位藝人或藝術家的表演形式尚且不足以形成何種“流派”，起碼可以說是“各呈風韻，各有特色”。因而就使得《走西口》更加聲名鵲起、家喻戶曉。于是，順理成章地把“二人臺”藝術不斷地發(fā)揚光大，向前推進，一步步推向藝術巔峰。

　　四、“走西口”是民族團結的代名詞

　　當你翻開最原始的《走西口》劇本，就會發(fā)現(xiàn)，劇本所表現(xiàn)的內容不僅有走西口沿途經過的由蒙古族語言命名的板升（村屯），還有蒙古族牧民、喇嘛醫(yī)生的出現(xiàn)與賓白，“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語”。由是，營盤、帳房、板升，自然為走西口的人們提供了得以憩息甚至避難的場所。同時，這些熱情的牧民還為他們無償提供了奶食品，甚至為他們醫(yī)好疾病。雖然，這些來自遠方的“不速之客”尚不能給這些熱情的牧民——土著居民帶來什么利益或福音，但是，正是這些敦厚、善良、豁達的蒙古人，敞開他們博大的胸懷，一代又一代地接納了這絡繹不絕的走西口人，包括農民、匠人、藝人、旅蒙商，甚至被內地通輯的逃犯，才使得“走西口”這一歷史事件得以實施，才會有“二姑舅捎來一封信，他說西口外好收成”的佳句，才會有“其食糜米、麥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氈褐”。否則，“緊七慢八”漫漫征程，何能用七八天時間穿越毛烏素大沙漠而最終能到達包頭、大后套福地呢？誠然，這些走西口謀生的人兒，他們不畏艱難困苦，敢為人先，用他們的汗水與智慧開創(chuàng)了一番天地。這之中，千人萬人，千難萬難，千絲萬縷，千般情萬般意，他們終將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蒙漢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大團結、大繁榮、大發(fā)展的局面。這便是真真切切的民族團結的寫照。

　　結  語

　　概而論之，把“走西口”作為二人臺的“關鍵詞”或“代名詞”，乃名副其實。更何況：
　　“走西口”—過去在走，現(xiàn)在在走，將來還要走，只是性質與意義不同。
　　《走西口》—過去在唱，現(xiàn)在在唱，將來還得唱，只是“你下場來我上場”，表演的時間、地點、人物不同。
　　還是那句話：二人臺不能沒有“走西口”。

    作者簡介：刑野，1950年生，山東省陵縣人，內蒙古自治區(qū)地方志副編審，九三學社成員。現(xiàn)任內蒙古自治區(qū)地方志編輯部主任，內蒙古通志館館長，內蒙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發(fā)展協(xié)會會長。出版有《中國二人臺藝術通典》《呼和浩特通志》等大型著作多部。本人系《中國音樂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特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