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對笛卡爾哲學的批判與反思

王興旺

　　查爾斯·泰勒（1931— ），當代最杰出的哲學家之一。在1998年接受Phillippe de Lara學術采訪的時候，他詳細回顧與總結了其早、中期哲學研究的思想淵源。泰勒坦言，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和梅洛-龐蒂的“身體現(xiàn)象學”是其構建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核心參照點。盡管在當代哲學視界內，語言哲學與現(xiàn)象學在研究對象和內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但對于泰勒而言，二者之間存在著某些共性：它們都將理論矛頭指向了由笛卡爾哲學所開啟的“分離式行動者”（A disengaged agent）主張，“這是一種無法思考的觀點，因為，沒有為參與式理解留下理論空間”?？梢哉f，對笛卡爾哲學的反思與批判，是解讀泰勒哲學人類學思想的一個較為理想的切入點。

　　笛卡爾分離式理性

　　在《自我的根源》中，泰勒將對笛卡爾哲學的批判納入自我認同之歷史性考察的框架中，認為笛卡爾哲學的“分離式理性”（A disengaged reason）在自我認同的內在化傾向中是“最重要和最具影響”的一環(huán)。

　　從《第一哲學沉思集》的“前言”來看，笛卡爾的目的是在《談談方法》的基礎上，更深入地討論上帝或人的靈魂，“這兩個問題是應該用哲學的理由而不應該用神學的理由去論證的主要問題”。笛卡爾通過“普遍懷疑”確定“我是一個正在思維的東西”（I am a thinking thing），在觀念的“客觀實在性”（Objective reality）中確證了上帝的存在，主張“一切知識的可靠性和真實性都取決于對真實的上帝這個唯一的認識”，進而在第六沉思中得出最終結論：靈魂可以脫離肉體而存在。就其哲學意圖而言，笛卡爾試圖為現(xiàn)代自然科學基礎提供一種哲學辯護，同時又試圖調和現(xiàn)代自然科學與傳統(tǒng)基督教神學主張之間存在的理論張力，從而開啟了思考現(xiàn)代主體性哲學的新征程。因此，笛卡爾被后來的康德、黑格爾等人稱為現(xiàn)代哲學的奠基人。這也正是泰勒將笛卡爾納入自我認同的歷史性框架進行解讀的原因所在。不過，泰勒啟用了“分離式理性”“內在化”（Internationalization）“理性霸權”（Hegemony of Reason）等為常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詞匯，用以區(qū)別歐美哲學（即以斯賓諾莎等人為代表的大陸理性主義哲學和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為代表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討論笛卡爾的方法與術語。這可以被看作泰勒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以問題導向的哲學論述方式，面向任何對哲學有興趣的普通人。

　　在泰勒看來，笛卡爾主體性哲學的理論建構，實質上是以“分離式理性”為基礎展開的。笛卡爾將作為一個有限精神實體的“我思”作為“第一哲學”的理論開端，并由此得出上帝、外在世界的存在事實。在此過程中，笛卡爾一方面借助“普遍懷疑”的策略，摒棄了柏拉圖—奧古斯丁哲學中所倡導的“宇宙秩序的目的論思維”，“拋棄了所有關于實體邏各斯的理論”，從而賦予“分離式理性”以絕對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則借助伽利略等人所倡導的現(xiàn)代自然科學方法（分解/綜合），機械式地看待世界。由此，認識實在的過程就演變成了一種剝離人類主體的具體參與而完全只依據(jù)內在觀念進行的認知活動。換言之，笛卡爾為獲取“我思”的確定性而采取一種將物質化實體與精神化實體區(qū)分對待的方法論路徑。在這種嚴格區(qū)分“心物”的認知范疇中，我們只能通過心靈的感知作用，將物質化的世界把握為具有廣延性的實體，正如泰勒所認識的那樣，“我們必須把包括我們身體在內的世界客觀化，那也就意味著能夠機械地、功能化地看待它們，而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則為那個非參與的、外在的觀察者所具有”。

　　對泰勒而言，更為重要的一點在于，笛卡爾哲學在倫理學層面所引發(fā)的變革，使道德根源從“外在化”完全轉向了“內在化”，“真正意義上把道德根源置于我們內心了”。前者主要是指柏拉圖—奧古斯丁等古代哲學家，將宇宙秩序觀視為構建人類行為的諸善（Goods）來源，起著保持自我認同的穩(wěn)定的作用。在這種情境下，作為道德根源的宇宙真切地參與到了人類生命意義的塑造過程。但當以笛卡爾、洛克等為主要代表的近代哲學家，完全拋棄傳統(tǒng)宇宙秩序觀，將道德根源的諸善來源替換成人類主體的“自我控制”與“自我決斷”的時候，本質上就是選擇了一條“祛魅化”道路：宇宙不再被視為人類生命意義的來源，它不再關涉人類的靈性生活。人類主體需要對自己負責，將“自我控制”和“自我決斷”的理性視為我們構建道德秩序的標準。

　　笛卡爾與當代認識論問題

　　正如泰勒在采訪中所承認的，他所批判的從來都是一種“分離式”觀點，這種觀點不僅促使哲學成為一種專業(yè)化、具體化的科學，以至于使哲學退居到人文科學邊緣化的位置；更為重要的是，使我們無法對自我、他人、世界給予一種充分的認識。批判笛卡爾的“分離式理性”依舊是泰勒后期哲學重點關注的問題，不同之處在于，泰勒嘗試從認識論視角重構笛卡爾哲學，重點剖析了其“認知結構”。

　　概括地來說，在當代主流認識論中，留存著一種對“能夠知道什么”（what it is to know）的錯誤理解，它的最初理論形態(tài)是笛卡爾的認知途徑：通過內在顯現(xiàn)而掌握外部實在。在如何認識實在的問題上，以亞里士多德等人為代表的傳統(tǒng)認識論認為心靈在實體刺激感官的作用下，產生一種對實體的類似認知。這本質上是一種符合論立場。然而，倘若認知過程真是如此的話，那么我們同樣需要面對以下事實：物質性的東西常會誘發(fā)感官中的種種成見，如笛卡爾提及的“蠟塊兒論證”和窗外行動的“假人論證”。這對于追求“我思”確定性的笛卡爾而言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他質疑一切物質性的東西，力圖擺脫各種錯誤成見，“讓我的精神逐漸習慣脫離感官”。依照笛卡爾的思路，“我”所試圖了解的實在外在于心靈而存在，而關于實在的知識只能存在于心靈，“我思”即是獲得實在知識的“阿基米德支點”，進而提供了知識本身的合法性與確定性。因此，笛卡爾在與Gibieuf的書信往來中坦然承認：“在我之外，何物存在，關于這一知識的獲得，只有通過內在于我的觀念才能實現(xiàn)。”這正是被泰勒所批判的“調節(jié)理論”（Mediational Theory）的最初形態(tài)，這種“源于笛卡爾的主流認識論思想，是被包含在一種完全不清晰的圖景中，并被這種圖景所塑造”。

　　在討論笛卡爾式認識論的過程中，泰勒突出了調節(jié)理論的核心特征：“內在—外在結構”（Inner-Outer Structure，簡稱I/O結構），即在“我”與實在之關聯(lián)的知識問題上，“我”只有通過心靈作用，如觀念（Ideas）、內在表象或感知（Sensory perceptions）等中間環(huán)節(jié)，才能獲得關于實在的知識。一般來說，“I/O結構”具有四個關聯(lián)要素：第一，“只有（Only through）……”的認識途徑，即我們對周遭世界的實在認識，只有通過諸如表象、信仰、描述或各種分類形式（Categorical forms）的方式才能實現(xiàn)；第二，在調節(jié)理論的框架之下，知識內容通?？梢酝ㄟ^某些清晰明確的要素而得到分析，如笛卡爾—洛克使用的“觀念”或“信仰”等；第三，為了證實信仰，我們注定無法脫離某些明晰且固定化的要素，特別是那些“當下被給予的現(xiàn)狀”（the status of immediate givens）；第四，“心靈—物理的區(qū)分”（mental-physical distinction）代表著概念層面上的對立狀態(tài)，而不是指某種二元論中的真實信仰。

　　盡管“I/O結構”是在解讀笛卡爾認識論中得出的特征，但就現(xiàn)實情況而言，它已然構成了當代認識論的主流視角，泛指一種嚴格區(qū)分心靈實體與物理實體的哲學主張。對泰勒而言，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對傳統(tǒng)認識論的解構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羅蒂哲學的核心在于破除傳統(tǒng)鏡像哲學的理論框架，從這些已坍塌的認識論中解放出來。然而，在信仰、真理的問題上，他訴諸“表象主義”（Representationalism）的方式而使自身返回到了笛卡爾認識論傳統(tǒng)。泰勒認為，羅蒂的主要錯誤在于：一方面承認笛卡爾認知模式對當代認識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雖主張完全摒棄傳統(tǒng)認識論，但在解釋真理等問題上，卻“以某些重要的方式停留在了精神宇宙中”。因此，羅蒂注定無法洞察調節(jié)理論在當代認識論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也注定會失察笛卡爾認識論的“I/O結構”是以何種方式保留至今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泰勒批判與反思笛卡爾哲學是圍繞笛卡爾的“分離觀”而展開論述的。不同于《自我的根源》中把對笛卡爾哲學的剖析關聯(lián)于道德根源的論證方式，在其思想后期，泰勒從認識論角度更加凸顯了笛卡爾哲學的“認知結構”。另一方面，我們應當注意，就如何修正這種認知錯誤而言，泰勒似乎并沒有給出充分的回答，盡管在《復興實在主義》中他試圖創(chuàng)建一種“關聯(lián)理論”（Contact Theory），以應對“分離視角”，但其是否如同泰勒所構想的那樣行之有效，還有待商榷。（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中國社會科學報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