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要凸顯社會主義屬性

張淑娟

　　內容提要：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政治基礎和底氣。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與確立的內在邏輯和演進機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質特征，中華民族整體意識最終確立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這一共識形成和確立的基礎是廣泛的愛國主義。因此，“中華民族”及其議題本身不具有制度規(guī)定性，具有價值中立性特征，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現(xiàn)實力量。在近代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在建設與改革時期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守持續(xù)滋養(yǎng)中華民族整體意識，社會主義制度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獲得內在的規(guī)定性。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中要凸顯社會主義屬性，切實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確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確的政治方向。

　　關 鍵 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愛國主義；內在規(guī)定性；社會主義制度；滋養(yǎng)　　

　　項目基金：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近代中國的互動研究”(16BMZ003)。

　　“中華民族”自提出后幾次被強調，[1]在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奮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中華民族”再次被強調，經由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十九大等重要會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要命題被提出、闡釋，并隨后被寫入黨章與憲法。官方文件和各相關職能部門工作部署中一般從民族工作角度提出“中華民族”及相關議題，學術界也多將其置于民族學的討論范圍，將其視為當前民族工作的主線。在特定語境下，一般以“多元一體”①來概括中華民族的內部結構，以此來確定“中華民族”及相關議題的工作領域和學科范圍，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確的。但若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整體布局中，有幾點值得注意和思考：第一，僅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限于民族工作領域和民族學范圍是否會限制甚或削弱中華民族共同體培育的基礎，進而影響其在國家統(tǒng)一、社會動員和民心凝聚中功能的發(fā)揮？要通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演進的歷史脈絡進行反思，事實上，“中華民族”及相關議題屬于國家層面的重大議題和決策部署，僅僅依靠民族工作是不夠的；第二，可否回到“中華民族”一詞提出、發(fā)展、演變、傳播、概念化的過程中，尋找這一詞匯演進背后各種社會力量的基本政治主張，從而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近代中國形成的內在邏輯和演進機制，探究“中華民族”及相關議題的性質特征，以此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第三，從近代中國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探索中分析社會主義道路的價值優(yōu)勢，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中國共產黨如何將價值優(yōu)勢轉變成實實在在的制度優(yōu)勢和治理優(yōu)勢，實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契合，以此來持續(xù)滋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確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社會主義方向。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內在邏輯與演進機制

　　中華民族從歷史中走來，在近代經過從“自在”到“自為”的轉變。“中華民族”這一新名詞提出于清朝末年，由梁啟超提出，經過楊度、孫中山、吳貫因、常乃德等人及梁啟超本人根據(jù)形勢發(fā)展需要進一步完善和論證，將其外延不斷擴大成為中國各民族的統(tǒng)稱，特別是經過抗日戰(zhàn)爭逐漸被認可和廣泛傳布，成為政界、學界和思想界的共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并確立，中華民族走向全體自覺。中國共產黨也接受“中華民族”符號，并經張聞天、王明、楊松等人進行論證，同時經過縱向傳播，②使其成為重要的政治資源和動員力量。“當某個詞語成為概念時，必須是在一定的社會和政治語境中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斷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義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下來以后，于是便成為大家所接受與認可的‘概念’。”[2]根據(jù)形勢需要，“中華民族”的內涵和外延經過不斷調整，經過時間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識形態(tài)化[3]的過程，“新名詞”逐步轉變?yōu)?ldquo;新概念”。

　　“中華民族”概念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終凝聚，中華民族走向全體自覺，經歷了極為復雜的歷史過程，彰顯了“歷史與現(xiàn)實、理論與實際、東方與西方、整體與局部、情感與理智的多重張力”[1]，反映了思想界、學術界和政界等各種社會力量政治主張的紛爭與互動，也彰顯了近代民族精英們的集體智慧。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確立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推動的結果，也是它的最高成就，是多種力量共同努力的結果，是歷史的合力。這一共識的達成既有歷史因素又有現(xiàn)實需要，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基礎。

　　首先，“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得益于深厚的歷史積淀和歷史傳統(tǒng)。奠基于“三代”形成于秦漢時期的“大一統(tǒng)”政治經驗和政治思想沉淀成歷史基因和政治文化浸潤著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們，直接影響他們的政治選擇。開放包容、兼容并包的儒家文化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傳統(tǒng)、不同風俗習慣的人們凝聚起來提供了心理基礎。追求統(tǒng)一和有利于統(tǒng)一的制度設計使以中原地區(qū)為核心的地域空間不斷擴大，“入主中原”成為歷代政治力量的終極目標，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也以“逐鹿中原”為己任，“中華文明延續(xù)不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蠻夷戎狄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發(fā)展動能”[4]。幾千年漫長的發(fā)展史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提供了歷史縱深，孕育了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文化、以中原為核心的廣闊地域空間、追求統(tǒng)一的政治傳統(tǒng)，這些都為各民族交往融合提供了條件。諸多因素構成了對中華文化一體性的認同，在巨大的歷史力量推動下，“中國”觀念在元明清時期趨于定型，復數(shù)“中國”逐漸演變成單數(shù)“中國”，在清王朝自稱“中國”的正統(tǒng)化運動之后中華民族形成和定型。③上述因素是“中華民族”觀念最終在近代形成的內在機理，也是進步力量能夠在近代中國提出“中華民族”觀念的深厚歷史淵源。

　　其次，挽救民族危亡和維護國家統(tǒng)一共同民族利益的需要。民族主義的目標有二：民族獨立和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對于近代中國也不例外。強烈的民族主義是“被壓彎的樹枝”，是對傷害的回應，是恥辱心理的表現(xiàn)，也是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抗爭。“中華民族”提出和確立的過程恰恰是中國民族危機越來越嚴重的過程，拯救國家、民族于危亡是所有進步力量的共同理想，也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的基礎。“從激發(fā)民族主義情緒的功用而言，中華民族符號系統(tǒng)里還沒有超出抗日戰(zhàn)爭的。”[5]266“中華民族”因此成為號召全民抗戰(zhàn)的時代旗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族’范疇，而是形成了一個集政治、經濟、文化和情感聯(lián)系于一身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6]。不分政治立場、社會地位、價值取向和階級利益，國家、各階級、社會、個人都匯聚“中華民族”的旗幟下，抗日戰(zhàn)爭激發(fā)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整體情感，“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所謂民族自決是中華民族自決”“我們對內沒有什么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之旗呼之欲出。

　　再次，國家構建和民族建設的需要。建立現(xiàn)代國家?guī)缀跏墙羞M步政治力量的追求，梁啟超就明確指出：“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民族建國問題而已。”[7]44一方面受經典民族主義理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影響，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對中國多民族的實際，為了完成建構與國家領土相對應的“nation”的現(xiàn)實任務，就有了梁啟超的“小民族主義”外的“大民族主義”、孫中山的“消極的民族主義”之后的“積極的民族主義”、“小中華民族”進而“大中華民族”、“小民族國家”基礎上的“大民族國家”的徘徊和掙扎，也有了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核心，它團結中國境內各民族為一個近代國家”[8]767。近代社會力量在“民族”問題上的各種糾結與掙扎實質上反映了他們對“民族”背后的領土的極度關照，以清王朝疆域為基礎建立現(xiàn)代國家，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解放，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進而通過國家整合進行民族建設是他們的政治理想。雖然基本政治主張相異，但在中華民族作為與國家領土對應的整體觀念上他們一脈相承。

　　上述三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近代中國形成和確立的內在邏輯基礎，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演進機制形成的核心內容。“中華民族”從提出時只指漢族到上升為各民族的統(tǒng)稱，不是某一個人也不是某一組織努力的結果，而是面對日益嚴重民族危機的各種進步力量經過復雜的政治過程最終達成的共識。在民族危機面前，各種力量摒棄政治立場的差異，使用并宣傳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華民族最終作為一個整體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梢姡?ldquo;中華民族”及相關議題具有廣泛的號召力，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能夠成為各種政治力量團結合作的基礎。同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和演進機制也反映了它的本質特征：第一，“中華民族”及相關議題具有價值相對中立性特征，沒有明確的制度屬性，不直接涉及基本政治立場，不是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不直接解決社會資源的分配和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而是為民族認同、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自治等社會行動提供思想資源和精神寄托，為國家建設提供基本政治框架與邊界原則。“中華民族”及其相關議題的這一特質決定了一方面需要主導意識形態(tài)填充其內容、確定其方向，從而使其獲得內在規(guī)定性；另一方面與主導意識形態(tài)相結合能夠充分發(fā)揮其動員能力，形成巨大的現(xiàn)實力量。第二，從“中華民族”在清末提出到抗戰(zhàn)時期被普遍認可和接受的過程可以看出，它總是在歷史的緊要時刻被強調和關注，挽救民族危亡的現(xiàn)實需要掩蓋了現(xiàn)實政治的復雜性和政治取向的多樣性，進而遮蔽了支撐這一觀念的思想資源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面對危機，全民高呼“中華民族”的愛國表達甚或“阻斷”了人們探究愛國情懷與社會力量政治主張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的沖動，而政治主張和資源分配原則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的根本基礎，也決定了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合作能走多遠?？箲?zhàn)相持階段剛剛到來，國共之間的合作就出現(xiàn)裂痕恰恰證明了這一點。第三，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表明，中華民族及相關議題不直接關乎國家性質，支撐這一觀念形成的情感基礎是寬泛意義上的愛國主義。不同的階級或集團可能會選擇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fā)展道路，建立不同國家，在不同的制度基礎上形成不同指向的愛國主義。時至今日，在特定的工作領域和學科范圍討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要注意其背后的制度基礎，要透過“中華民族”這張“絕緣板”，分析中國共產黨抗戰(zhàn)時期“中華民族”表達背后的基本主張，這些基本主張的持續(xù)性表達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制度化正是今天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支撐和底氣。

　　二、在近代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和建設與改革時期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守

　　近代中國從東亞秩序的中心滑向國際秩序的邊緣，被拖入國際社會，從此，國家開始進入轉型時期，民族精英嘗試通過各種途徑使中國擺脫邊緣狀態(tài)。但是就如何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則面臨著多種選擇。“國家之形勢愈危岌矣！凡念及吾族之將來者，莫不對于文化價值出路問題，為之繞室彷徨，為之深思焦慮；于是有復古之說，有全盤西化之說，乃至就文化之方面提出一種口令者，曰德莫克拉西、曰賽恩斯、曰蘇俄主義、曰法西斯主義。猶之病者命已垂危，侍之者亂投雜藥，以求萬一之有效，豈惟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耳。”[9]1清王朝部分開明大臣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以“自強、求富”為目標，試圖通過生產軍事裝備、訓練新式軍隊、建立新式民用工業(yè)、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和引進科學技術等方式延續(xù)清王朝的統(tǒng)治、實現(xiàn)國家的強大的目標。中日甲午之戰(zhàn)以北洋水師全軍覆滅而告終，歷時30多年的洋務運動以失敗謝幕，洋務運動是面臨嚴重民族危機的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甲午戰(zhàn)敗，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在清政府體制框架下，借助皇權提倡科學文化、倡導學習西方、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fā)展農、工、商業(yè)。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致使改革迅速流產，無果而終，戊戌變法是一次以愛國救亡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繼戊戌變法后，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以推翻清王朝統(tǒng)治為己任，經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是比較完整意義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實很快被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所攫取。統(tǒng)一全國后的國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從總體上看，上述努力一方面在尋找擺脫民族危機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探索國家的發(fā)展道路，同時又都在不同層面、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和中華民族走向全體自覺。

　　在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理論中，馬克思主義是其中之一。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經過激烈討論并得到普遍認可。“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xiàn)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0]10首先，馬克思主義是來自西方的反西方的主義，是產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具有國際主義視野的理論，符合當時中國向西方探求尋找救國良藥實現(xiàn)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社會需要和民族心理，對從經濟因素分析社會問題和社會現(xiàn)象、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無情批判、對階級斗爭推崇、對未來理想的描述都極具感染力。其次，馬克思主義還為迷茫中苦苦求索的人們提供了一整套現(xiàn)代國家構建的理論和資源分配的基本原則。再次，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和歷史基因與馬克思主義基本主張有諸多契合。

　　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深入，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正式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道路，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第一次結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統(tǒng)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各個階級聯(lián)合專政的政權，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征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的完成。”[11]651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確立起來，為隨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開辟了道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在不同場合充分肯定社會主義改造的重大意義，“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建設，搞了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12]136?？傊袊罱K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實踐的選擇，也是理論的選擇。

　　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在面臨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下，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努力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第二次結合”，在此過程中走了很多彎路，出現(xiàn)了很多失誤，使黨和國家的事業(yè)都遭受嚴重損害，但是社會主義建設依然取得巨大成就，并沒有動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些成績?yōu)楹罄m(xù)的改革開放時期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工業(yè)基礎。“文革”結束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提出并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關乎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2]373，進一步完善、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提出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根據(jù)這一中國最大的國情，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鄧小平又提出“三步走”的發(fā)展戰(zhàn)略。相信群眾、發(fā)動群眾、大膽嘗試，積極動員各種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極大解放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增強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國力，也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際格局出現(xiàn)了重大調整，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兩極格局終結，西方國家企圖通過各種手段使中國偏離社會主義航道，“1999不戰(zhàn)而勝”“歷史的終結”都是跨世紀前后西方世界的一致想法，企圖實現(xiàn)資本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夢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再一次驗證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fā)展中國”這句話的真理性。鄧小平在多個場合談到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別人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只講一個道理：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我們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12]326，320-321進入新時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也實現(xiàn)了諸多歷史性轉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共產黨又確立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宏偉目標，更加堅定了制度和道路自信，進一步破除了西方世界對中國道路的曲解。2013年6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中深刻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xù)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fā)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xiàn)實基礎。”[13]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就以消滅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己任，隨著斗爭的深入和自身的不斷成熟，以及實踐發(fā)展的需要，逐漸開始將目光從關注無產階級的國際利益轉向國內，以民族原則為基礎構建現(xiàn)代國家的思想逐漸形成，與之相對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在抗戰(zhàn)時期形成和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中國共產黨劃定了社會動員的邊界和最大半徑，并以此為基礎思考國內民族問題。④正如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xiàn)。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8]594抗日戰(zhàn)爭時期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華民族觀念實現(xiàn)首次結合，社會主義性質的制度設計和具體實踐是中華民族整體觀念與人民群眾樸素民族情感對接融合的物質基礎，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邏輯中樸素的民族情感逐漸升華為強烈的愛國情懷。從此，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加，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社會主義制度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獲得內在規(guī)定性，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制度基礎。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要凸顯社會主義屬性

　　社會主義的本質可以概括為兩點：“生產資料公有，共同富裕。”⑤生產資料公有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得以最終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給中國社會的穩(wěn)定和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和保障，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其他制度制定和實施的前提。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雖然經歷了曲折，但是一直到今天，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國有企業(yè)依然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最重要的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使平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新中國成立之初，這一原則就在針對少數(shù)民族摸底的民族大調查中得到具體貫徹。民族大調查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進行，在“慎重穩(wěn)進”方針的指導下，經過大量細致艱苦的工作，對少數(shù)民族的生產生活情況進行詳細摸底調查。根據(jù)各地實際情況幫助他們發(fā)展生產的同時，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采取社會主義公有，在分配制度上采取按勞分配，使少數(shù)民族實現(xiàn)了生產關系上的歷史性跨越，從根本上保證了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等地位，獲得了與其他公民一樣的基本權利。

　　新中國成立后民族識別工作也同時展開，為后續(xù)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全面鋪開和其他各項民族優(yōu)惠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將“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作為社會主義時期處理民族關系的三大原則，其中民族平等原則在整個民族政策體系中居于基礎性地位，民族平等是實現(xiàn)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礎和前提。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將民族平等原則作為處理與少數(shù)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我們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但是國內各個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針對著敵人已經進行并還將加緊進行分裂我國內各少數(shù)民族的詭計，當前的第十三個任務，就在于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對付日寇。為此目的，必須注意下述各點：第一，允許蒙、回、藏、苗、瑤、夷、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lián)合建立統(tǒng)一的國家。第二，各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雜居的地方，當?shù)卣氃O置由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作為省縣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們有關事務，調節(jié)各族間的關系，在省縣政府委員中應有他們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不但不應強迫他們學漢文漢語，而且應贊助他們發(fā)展用各族自己言語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著的大漢族主義，提倡漢人用平等態(tài)度和各族接觸，使日益親善密切起來，同時禁止任何對他們帶侮辱性與輕視性的言語，文字，與行動。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數(shù)民族應自己團結起來爭取實現(xiàn)，一方面應由政府自動實施，才能徹底改善國內各族的相互關系，真正達到團結對外之目的，懷柔羈縻的老辦法是行不通了的。”[8]595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堅持“民族自決”的原則下，隨著形勢發(fā)展，通過國家結構頂層設計的創(chuàng)新，將民族平等原則置于國家統(tǒng)一的前提下，少數(shù)民族實現(xiàn)了從“民族自決”到“民族自治”的轉變。在國家統(tǒng)一領導下，民族聚居區(qū)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實現(xiàn)了國家統(tǒng)一與自治相結合、區(qū)域自治與民族自治相結合，保障少數(shù)民族的自治權利。平等原則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原則之一在民族問題上得到充分貫徹，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1984年頒布了《民族區(qū)域自治法》，在法律上對少數(shù)民族權利進行切實保障。根據(jù)實際工作的需要，2001年又對《民族區(qū)域自治法》進行了修改。社會主義制度是民族區(qū)域制度實施的前提和政治保障，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基礎制度之一。

　　“共同富裕”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列寧曾談道：“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甚至不惜以對待自己的不平等，來抵償現(xiàn)實生活中實際形成的不平等，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平等。”[14]352斯大林談到如何消除各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時也指出：“在蘇維埃聯(lián)邦國家內，不再有被壓迫民族和統(tǒng)治民族，民族壓迫已經消滅，但是，由于較發(fā)達的民族和文化不發(fā)達的民族之間，還存在著舊的資產階級制度遺留下來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民族問題就具有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要求規(guī)定一些措施來幫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勞動群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繁榮起來，使他們有可能趕上走在前面的無產階級的俄國中部。”[15]35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并保障廣大人民權利平等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就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努力讓人民群眾實現(xiàn)事實上的平等。鄧小平將“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國家“三步走”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中，每一步都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其中一項核心內容。黨的十五大繼續(xù)關注民生，提出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十五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戰(zhàn)略任務。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繼續(xù)堅持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提出“創(chuàng)新、協(xié)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fā)展理念，其中“共享”的發(fā)展理念就體現(xiàn)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享”發(fā)展理念內涵豐富，包含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漸進共享四個方面的內容。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xià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為了實現(xiàn)上述目標，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扶貧政策，如西部大開發(fā)、精準扶貧、鄉(xiāng)村振興計劃、興邊富民行動、易地搬遷、安居工程、勞務輸出、特色產業(yè)項目、整村推進，等等。直接針對少數(shù)民族的如民族團結示范區(qū)建設、一族一策、整族扶貧、扶持人口較少少數(shù)民族項目、少數(shù)民族特色村寨項目，等等。

　　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根本上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共同富裕的目標和持續(xù)的努力又使人們能夠共享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逐步實現(xiàn)完全平等。新中國成立70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民族團結，文化繁榮，生態(tài)良好。以此為基礎，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沒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沒有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努力，“民族團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團結奮斗”“繁榮發(fā)展”這些目標都無從談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今天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底氣，社會主義制度使古老的中華民族獲得了新的內在規(guī)定性，為其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制度基礎，中華民族重新獲得了生機和活力，正走在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道路上。

　　“中華民族”這一政治符號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普遍認可，愛國主義成為最大“公約數(shù)”，這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的基礎，不同的社會力量的家國情懷背后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訴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發(fā)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才能發(fā)揮更大的社會動員作用，團結盡可能廣泛的力量形成最大“同心圓”，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時至今日，愛國主義依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要義之一，要繼續(xù)發(fā)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社會動員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內在支撐和靈魂，是滋養(yǎng)這一意識持續(xù)發(fā)揮作用的深厚土壤，并能夠確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確的政治方向。

　　在新時代，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基礎，將社會主義元素滲透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從而拓寬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社會基礎，這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真正豐滿起來。同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實質是民族建設的思想和精神層面，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顯然不是民族工作部門和民族學界就能肩負起來的，要從整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高度來理解和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更多的實際工作部門和相關學科領域的學者積極參與進來。

　?、?ldquo;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結構的概括，其中“多元”指56個民族，“一體”指中華民族。(見費孝通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提出30多年來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也在決策層面得到肯定和應用。(見王希恩：《從多元文化主義到多元一體主義的思考》，載于《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再倡“多元一體主義”》，載于《學術界》，2018年第8期。周平：《中華民族：一體化還是多元化？》，載于《政治學研究》，2016年第6期，等。)

　?、诳箲?zhàn)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縱向傳布可參見張淑娟：《抗戰(zhàn)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縱向傳布及其當代啟示》，載于《***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坳P于從復數(shù)“中國”到單數(shù)“中國”的具體論述可參見趙永春：《從復數(shù)“中國”到單數(shù)“中國”——中國歷史疆域理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

　?、荜P于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確立與文化自覺，可參見張淑娟、陳憲章：《論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確立與文化自覺》，載于《廣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萼囆∑皆谡劶案母飼r，談到社會主義改革要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參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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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廣西民族研究》(南寧)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