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理基礎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征程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國戰(zhàn)略在民族事務治理上的根本要求，也是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必然選擇。習近平法治思想科學地回答了為什么要在法治軌道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怎樣在全面依法治國中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和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之間是什么關系等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深厚的法理基礎。

深刻揭示其法理依據

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以良法善治推進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要求和應有之義。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發(fā)表講話，首次提出了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必須”，其中多項與法治密切相關。作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法治中國建設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依法平等保障各族人民權益、依法維護民族團結穩(wěn)定、依法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創(chuàng)造性繼承和創(chuàng)新性轉化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民族法治理論的中國化和時代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鮮明的法治價值指引與全新的法治思維方式。

一是在主體上實現一體與多元的價值整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一體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多元意味著中華各民族的多樣性、個體性和豐富性。一體是根本前提，多元是必要構成；一體是最終歸宿，多元是基本構成；一體是主線方向，多元是要素動力。二是在位階上實現統(tǒng)一與自治的價值整合。要正確理解“統(tǒng)一和自治相結合”，就必須澄清兩者的價值位階，確保以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為根本前提來實現民族自治。自治是在秩序統(tǒng)一基礎之上的自治，任何對統(tǒng)一的挑戰(zhàn)與超越，都有違自治的本質特征與法治要求。三是在目標上實現自由與秩序的價值整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增強各族群眾法律意識，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應當是在正當的法治秩序之下的自由，自由權利也應當為人人平等分享，無序下的自由必然導致自由主義和社會混亂。四是在場域上實現民族與地域的價值整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根據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實際，以公平公正為原則，突出區(qū)域化和精準性，更多針對特定地區(qū)、特殊問題、特別事項制定實施差別化區(qū)域支持政策。”

科學闡釋其法理意涵

堅持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內容和根本要求，而這離不開法治的制度確認、規(guī)范促進與強制保障。習近平法治思想凝聚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特有的法治價值和理性精神，具有強大的導向性、涵攝性與整合性，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效有序構建。

其一，就對祖國的認同而言，全面依法治國本身就蘊含著國家認同的內在價值。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要求全體人民形成對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認同和高度自覺。在全面依法治國語境下，“法治國家”“法治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中的“國家”具有高度的規(guī)范同一性和價值同一性，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對“偉大祖國”認同的應有之義。

其二，就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而言，維護憲法序言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規(guī)范效力，推進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然要求。在憲法和法律文本上確立“中華民族”的規(guī)范地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賦予了法律強制力，有利于通過法治實施與運行，來實現“從理念到規(guī)范、再到實踐”的根本轉變。

其三，就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言，法治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文化法治是實現中華文化認同的根本保障。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講，守法應該成為一種民族精神和文化自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的法治文化認同，只能牢牢植根于“中華”民族與法治“中國”的沃土之中。正是在中華法治文化的浸潤和滋養(yǎng)下，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文化認同上才更加具有制度向心力和文明超越性。

其四，就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而言，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領導核心，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最根本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當中有政治，沒有脫離政治的法治。在法律制度中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為對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認同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礎。

其五，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而言，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問題上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梢?，全面依法治國有助于凝聚共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找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大公約數。

自主構建其法理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構建和運用中華文化特征、中華民族精神、中國國家形象的表達體系”。習近平法治思想飽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情懷和法理思維，為構建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法學知識體系提供了根本指引。

一方面，習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中華民族共同體法學的標識性概念。在法的要素中，概念是支柱。中華民族共同體法學概念可以分為本源性概念、基礎性概念和具體概念。其中，位居概念體系核心位置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本源性概念。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僅是一個民族學、社會學、政治學概念，還是一個法學概念，具有非常豐富的法學價值和法學意蘊。

在法律規(guī)范上，“中華民族”一詞載入憲法意義深遠，該詞在憲法序言中出現了兩次。“共同”一詞在憲法條文中出現了三次，即“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和“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此外，“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這一憲法定性，不僅為厘清民族問題上的“一”與“多”的關系提供了憲法上的指引，而且賦予這一關系模式最高的法律效力?？梢?，盡管在我國憲法文本中沒有使用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概念，但是依據憲法解釋的一般原理，通過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可知，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憲法上的規(guī)范性意義。因此，在法律法規(guī)中具體使用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概念，便具有了合法性依據。與此同時，“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作為新時代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組成部分，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方式。“依法治理民族事務”中的“民族”一詞既指稱同屬于中華民族的各民族，又在更高層次上強調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蘊。沒有共同體的牽引與凝聚，就不可能實現民族事務的有序高效治理。由此可見，應當從治理、法治和法學的視野來解讀和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

另一方面，習近平法治思想闡釋了一系列中華民族共同體法學的原創(chuàng)性理論。理論由命題與原理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法學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是普遍性知識與中國國情有機結合的產物，是習近平法治思想與民族思想相互融合的成果。歸結起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法學理論主要提出和論證了如下新命題、新原理。

其一，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推動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二，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堅定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其三，堅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團結，要堅持一視同仁、一斷于法，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件、事件，保證各民族公民平等享有權利、平等履行義務，確保民族事務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其四，堅持和完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做到統(tǒng)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qū)域因素相結合。其五，健全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規(guī)體系，依法保護少數民族權利，把加快民族地區(qū)發(fā)展、維護少數民族群眾合法權益納入法治化軌道，依法管控邊境秩序、維護邊境地區(qū)安全穩(wěn)定。其六，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和教規(guī)的關系。其七，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推進各民族人口流動融居。其八，構建互嵌式社會結構和社區(qū)環(huán)境，堅決糾正和杜絕歧視或變相歧視少數民族群眾、傷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導流入城市的少數民族群眾自覺遵守國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規(guī)定，讓城市更好接納少數民族群眾，讓少數民族群眾更好融入城市。其九，不斷提高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和水平，促進發(fā)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民族群眾。

（汪習根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法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