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成之道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強調，我們需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如何理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及其生成之道？這一追問引導我們思考孔夫子和馬克思，思考古今中西，思考中國與世界。

造就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所謂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也是中華民族貢獻于世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如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一種文明的生發(fā)，離不開扎根于本而溯流于源。本者，社會生活實踐是也；源者，文明傳承是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本，乃是中國當下的具體實際和建設實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源，則是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傳統(tǒng)，既包括從先秦開始的古代傳統(tǒng)，也包括自19世紀中葉以降逐步形成的近現代傳統(tǒng)。

扎根于本而溯流于源，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角來看，正相應于“兩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乃是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對“第二個結合”做了深入闡發(fā)。他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chuàng)新。面向未來，我們將通過“結合”，讓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互成就，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現代的，從而造就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造就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造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孔夫子和馬克思的有機統(tǒng)一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事因緣，同時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事因緣。歷史地看，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如何正確處理孔夫子和馬克思的關系，便成為時代的重大課題。當然，這里的“孔夫子”不限于孔子本人，“馬克思”也不限于馬克思本人，而是分別用作指代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符號。

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明確主張：“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fā)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huán)繞著他的實境。”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概念：“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fā)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相互成就，無疑將我們對孔夫子和馬克思的關系的理解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焦點在馬克思主義，著眼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語境中的發(fā)展，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講法來說，則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如何成就馬克思主義，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相形之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生發(fā)，其焦點在中國文化，著眼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現代開展，即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如何成就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現代的。易言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在現代的賡續(xù)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相互成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生發(fā)相輔相成，共同造就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里所說的“有機統(tǒng)一”，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有機統(tǒng)一，或者說，是孔夫子和馬克思的有機統(tǒng)一。

值得注意的是，孔夫子和馬克思的有機統(tǒng)一形成新的文化生命體，而生命體之“新”，實際上意味著，我們不是簡單地接受孔夫子，而是對它有所繼承與發(fā)展；也不是簡單地接受馬克思，而是對它有所繼承與發(fā)展。如馮契所言，“對一種有價值的學說，后繼者只有通過它才能超過它，而也只有像小雞一樣破殼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雞蛋的營養(yǎng)”。在此，我們看到了連續(xù)性與創(chuàng)新性的有機統(tǒng)一。非創(chuàng)新無以連續(xù)，非連續(xù)亦無以創(chuàng)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

古今中西 和生新體

馬克思主義如何成就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其中重要的一點，便是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帶入現代文明的語境，由此促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發(fā)。自然，在更廣的意義上，西方現代文明不限于馬克思主義。如前所述，“孔夫子”代表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而“馬克思”代表馬克思主義?？追蜃优c馬克思相遇，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則是東西方文明的相遇。孔夫子與馬克思的關系，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則是中國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或者說，古今中西的關系。

自近現代以來，中國面臨的中心問題，便是“中國向何處去”，以及與之相隨、逐漸由隱至顯的“世界向何處去”。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在思想政治領域表現為“古今中西”之爭，即如何處理中國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思想家對“古”“今”“中”“西”的內涵及相互關系有不同的理解。

近代早期，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等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道”，即倫理政治制度與思想觀念是用不著變的，需要應時而變的只是技術。嚴復有見于器物與制度、思想文化之間的相關性，批判“中體西用”說，強調一種文化（無論中西）自身的有機性，以及由此呈現出不同的整體風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不過，嚴復由此執(zhí)著于中西的截然二分，斷然否定中西之合：“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他的理由是：“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嚴復誠然有見于機械之“合”不可行，然未見于“和實生物”的可能性：兩物因“和”而生成新的一物，此新物自有其新體與新用，新體固非舊體，新用亦非舊用。嚴復以馬牛為喻，容易見出“合”之不可行。為闡明“和”之可能，不妨另設新喻：調酒師將兩種酒倒在一起，調出新酒。

五四時期，梁漱溟已經提出類似的思路。他認為，東西文明的差異在于生活態(tài)度及意欲方向的不同，西方文明意欲向前，印度文明意欲向后，中國文明則取意欲調和的中道；而在今日，從世界文明演化的大勢來看，人類處于從西方文明向中國文明發(fā)展的過渡階段；因此，我們的使命，便是在意欲方向上實現中西的含融，生發(fā)出一種新的意欲方向。這一意欲方向，梁漱溟雖然稱它是孔子的“剛”的精神，但它實際上并非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舊物，而是前所未有的新東西。梁漱溟試圖通過調和“中體”與“西體”來創(chuàng)造出新的“體”，讓它兼有中西文化所原有的好的“用”，既有“普羅米修斯—浮士德”式的奮發(fā)精神，又克服了攫取外物的毛病。

盡管梁漱溟的思路流于思辨，但他在“古今中西”關系上的見解無疑是深刻的：古今中西，和生新體，即由舊體之和而生出新體。“新體”是生之成，“和”是生之道。實際上，我們正是在類似的意義上主張，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互成就，最終造就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即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里的“有機統(tǒng)一”，既是這個新的文化生命體內部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不同層面的有機統(tǒng)一，也是這個新的文化生命體內部來自東西文明的不同要素之間的有機統(tǒng)一。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

不難看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新的文化生命體天然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與和平性。人有人格，國有國格，文明亦有類似意義上的性格。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新的文化生命體具有鮮明獨特的文明性格：它主張，每種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尊重其他文明的個性，尊重自己的文明個性；既不盲目自大，以自己的文明壓制其他文明，也不妄自菲薄，在其他文明的影響下失去自身個性。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必然主張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當我們說“互鑒”的時候，已經暗中運用鏡與光的意象了，因為“鑒”正是“鏡子”的意思。“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同文明閃爍著璀璨光芒，交相輝映，重重無盡，這正是生機勃勃的文明“互鑒”。而且，我們可以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傳統(tǒng)中找到思想資源，豐富“互鑒”意象的內涵。相傳，華嚴宗開創(chuàng)者法藏為了解釋緣起無盡的道理，設善巧方便，做了一個“互鑒”的實驗：“取鑒十面”。也就是拿了十面鏡子，“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海納百川，容納差異（而非拒斥他者），曾是大唐氣象，亦是任何一種活潑潑的文明應有的氣象，是世界文明新形態(tài)應有的氣象。實際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何嘗不是中華文明傳統(tǒng)與西方文明傳統(tǒng)互鑒交流的積極成果。

與“互鑒”意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主導冷戰(zhàn)思維的免疫學模型。德國新生代哲學家韓炳哲敏銳地觀察到，20世紀是一個被免疫學模型主導的時代，這個模型在內外、友敵、自我和他人之間劃出了清晰的界限，而冷戰(zhàn)也遵循了這種免疫學模型。時至今日，免疫學模型仍然作為一種人類思維的定式發(fā)揮著作用，禁錮著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隱秘支配著他們的行為方式。冷戰(zhàn)思維的免疫學模型，已是當今人類“心術之公患”。如果不擺脫免疫學模型，人類走向共生共成的文明新形態(tài)是無法想象的。

開創(chuàng)共生共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yè)，也是中華民族需要自覺承擔的文明使命。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意義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因為它既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的賡續(xù)與發(fā)展，也是生成中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值此歷史變局之際，我們有理由相信，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中華文明能夠再度煥發(fā)勃勃生機，為人類未來新文明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研究院教授）